本帖最后由 wruih 于 2015-8-29 23:59 编辑
太初元年(前104年)的一天，壮士车令带着纯金铸造的金马和黄金千斤踏上了西去的征途，他受当朝天子派遣，前往万里之外的大宛国求取天马------汗血马。
汗血马，据说就是今天的“阿哈-捷金马”，它的闻名于世，并不全是它有多么高大壮猛、奔跑力强，而在于它的一个奇特之处：每当激烈的奔跑之后，它的前肩以及臀部、背部都会出汗如血，因此汉人为它取了“汗血马”这个响亮的美称。据今人考证，这个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特征，其实是一种寄生虫的分泌物。加上它喜欢以苜蓿为食，与汉地的马种大为不同，由于这些奇异的差别，人们视之为天马，在东方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魅力。
汉武帝一生冀求长生不老、升仙得道，他闲着没事，用《易经》卜了一卦，曰“神马当从西边来”。这令沉溺于祥瑞的他颇为受用。果然还真应景，不久敦煌方面来报，说在渥洼池发现了天马！武帝龙颜大悦，有了神马，不就可以骑着它一朝升仙了吗？他深信这是“太乙神”赐给他的礼物，于是隆重的赐名“太乙天马”，连带着献马之人暴利长（光看名字就是个生事的主）也被封官受赏。武帝在位54年，是个雄材大略的天子，王侯将相，没有谁能轻易蒙得了他，唯独方士例外。只凭方士们几句忽悠，他可以不惜劳民伤财为神仙起楼台、造宫观；为了探访蓬莱仙境，竟真的一次次冒着鲸波之险巡游东海，乘风破浪找神仙，那份狂热，真恨不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结果到头来一场空。神马也是如此，那个暴利长因犯法被罚守边，出于翻盘心切，耍了个花招，跑到渥洼池边捕到一匹野马就敢吹成神马，还真就“一马得道，鸡犬升天”。
几年后，张骞从西域归来，献上乌孙国的良马，武帝一高兴，又把“太乙天马”扔到一边，改封乌孙马为“天马”。但张骞告诉他：乌孙西边有个大宛国，出产的马更神奇，汗流如血，传说是天马在凡间的后代。于是武帝把乌孙马改名“西极”，让它靠边凉快着，再遣使团，携带“数千巨万”的财物，前去求取大宛天马。
史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
但据史料分析，武帝好马不假，求仙也求得嗨，同时又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雄主。中原限于环境，马种很难与域外马抗衡。在汉匈战场上，匈奴战马“上山下阪，出入涧溪，中国之马弗与也”，汉族人只有眼馋的份儿。匈奴骑士们“险道倾仄，且驰且射”，而“中国之骑弗与也”。且汉地很难大规模养马，虽然在全国发起过轰轰烈烈的养马运动，但一场漠北之战打下来，便搞得“天下马少”。由于马源稀缺，马价涨起来比今天房价可快多了，闹到一匹普通马也得二十万钱的地步，比一个御史大夫的年俸还多。何况当时国家钱袋子紧，“县官钱少，买马难得”。
因此，改良马种，提升战马质量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改良马种对正在进行的战争可谓远水不解近渴，何况大宛所在的中亚乌浒河一带，也都是优质马种的产区，像古希腊人提到过的米塞马，汉武帝却只盯着大宛一家求马。更奇怪的是，史书上明明记载武帝已多次获得大宛的天马，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的继续向大宛征求呢？看来，求马的背后必隐藏着更深的玄机。
众所周知，汉通西域是为了联合月氏一起夹攻匈奴，这一目标落空了，月氏人对他们的新家园很满足，不愿再回去算旧帐。但武帝的战略却没有错，西域-----如果开发得好，将是反匈战争的第二战场。当然，如果开发得不好，将反而成为匈奴反汉的第二战场。而且，在这方面匈奴早就走先行一步：西域“故皆役属匈奴”。幸运的是，西域比起富庶文明的汉朝来，贫穷落后得多，这对一味追求高附加值的战争收益的匈奴人来说，提不起多大胃口，长年仅满足于收收保护费，把机会让给了汉人。的确，西域大多国力弱小，大国常仅两三万人口，小国只有一两千甚至三位数的人口，只从表面上看，西域不论倒向哪一方也不能为后者增加多大权重。所以，连汉朝士大夫们也觉得没有开拓的必要，所谓“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
但汉武帝却从一开始就不惜代价的进行金元外交，每年派出多批使团，前后几千人，每个使团都带着“金币帛直数千巨万”走访各国，远的遍及伊朗、叙利亚、印度，到处送礼。对来华的西域使者、商队，也无不“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 。就是去东海巡视也不忘带上这些西域客人，专走人烟稠密的地方，四处兜风耍宝，沿途“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不顾国力虚耗的现状，一路到处乱撒钱，民怨沸腾。刘彻的疯狂举动，古今JY都免不了敲怪话，骂他拿着民脂民膏给自己搞形象工程。何况中外历史早已证明，但凡用金钱铺路的外交，是交不到几个真正朋友的。这话看起来有道理，但事后算帐却发现：武帝其实从不在外国人身上乱花一分钱。所谓“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那时中国大概只有他一个人清楚：仅凭汉朝一国之力与匈奴单打独斗，是不策略的。
农耕文明因其作战方式的特殊性，战争成本过于高昂，国家很容易被军费给压垮。而对手是落后的游牧民族，飘忽不定，就是逮住了也榨不出什么油。若能找到月氏一类游牧民族做帮手，一来可以压缩匈奴人的机动空间，二来事半功倍。
武帝如此热衷于西域事业，还与一个意外收获有关，那就是发现了乌孙。乌孙本与月氏同游牧于祁连山一带，因与月氏结仇而投奔了匈奴，后来力量强了，就西迁到伊犁河流域一带，从此“中立，不肯朝匈奴”。乌孙人也是骁勇善战的马背民族，周边都得让它三分。因此，武帝结交西域的重点，就是“欲与乌孙共击胡”。但乌孙与匈奴并无仇怨，怎会平白为遥远的汉朝去挑战强大的匈奴？但武帝的外交手腕却很老道，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经常派人出访乌孙，制造出汉与乌孙关系亲密的外交假象，挑动匈奴人对乌孙的怀疑。与其同时，汉朝也在争取乌孙周边的邻国，使乌孙在西域外交圈子中空前孤立，产生压力感。西域各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在雨量的糖衣炮弹下，天平渐渐向汉朝倾斜。各国纷纷派代表慕名而来，不远万里来参观这个东方大邦。不仅安息、身毒等大国，像“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扞鰛、苏薤之属”，也“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局面打开了。
汉朝的使者则“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终于被触动，“乃恐，使使献马，原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武帝抓住机会，从宗室中挑选了一位叫刘细君的公主远嫁乌孙。举办了一场气派的皇室婚礼，随嫁过去的各类人员就有数百人，并且“赠送甚盛”。然而，包括武帝在内的所有人都上了乌孙老王的当，这个狐狸其实另有一副算盘：自己年事已高，说蹬腿就蹬腿，而几个儿子他都不满意，只满意自己的宠孙。因此，刘细君嫁过去没多久，老王就逼细君改嫁其孙为妻。这对汉朝皇室的尊严是一种严重侮辱------连汉公主下嫁匈奴都倍感耻辱，乌孙怎敢如此无礼？！出人意料的是，武帝却对乌孙一副极好的脾气，真的令刘细君“从其国俗”。细君含愤受辱，终于郁郁而死，武帝又立马找了楚王之女解忧公主顶班，远嫁乌孙。然而，乌孙在与汉朝关系前进了一步之后，反倒更加谨慎。毕竟，汉朝远在天边，仅凭联姻-----这种裤裆里的关系，还不足以让乌孙豁出身家性命和匈奴干仗的。所以乌孙这边以汉公主为右夫人，那边又立马娶了匈奴公主为左夫人，左拥右抱不亦乐乎，还坚持了等距外交。
对此，心气甚高的武帝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工作重点再次转向乌孙周边，先争取他们的臣服。而大宛，就成为攻略的重中之重。这，才是汉武帝没完没了的求取大宛天马的真正用意-------大宛不烦，武帝还不干呢！
二
大宛，地处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乌孙西南方，康居（哈萨克南部）的东南面，西通安息（伊朗）、条支（叙利亚），南通大夏（阿富汗）、印度。恰好处在中国通往西方的十字路口上，因而工商业繁荣，且境内气候宜人、河道纵横、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文明国家。
汗血天马是大宛的国宝，具有着非同一般的像征意义。将宛人的国宝纳入汉王朝指定专用品，等于形式上承认了汉朝的宗主权地位，这对扩大汉朝在周边影响、争取乌孙非常有利。何况大宛是个“善贾市”的国家，对物质利益锱珠必较，又“贵汉财物”。只要不惜重金，大宛必甘心就范。
起初也确实如此，然而，随着汉人对天马无休止的索取，事态开始变化，渐渐发展到不管汉人出多高的价，宛人“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原本颇为热情的大宛人，逐渐对汉朝冷淡下来。让人不解的是，整个西域世界对汉的态度，也都变得冷漠起来，甚至刁难、虐待汉使的事件开始层出不穷。尽管西域客人在汉朝备受优待，但汉使来到西域，却得不到做为客人应有的尊重与款待。衣食住行，样样都得自己掏腰包，日子久了，就不免闹出“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食无所得”的惨事。后来发展到汉人使团去西域一个来回，常要饿死一半的人，甚至遭到一些国家明火执仗的袭击。反倒是与西域原本“不相亲附”的匈奴人，他们的使者来访，只需“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招待得非常周道。
为什么中国净碰上这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事儿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用今天一句话形容，就是-----真理在大炮射程以内。从地理方位上看，匈奴近，汉朝远。匈奴骑兵就像匈奴的拳头一样，强大、有力、迅速，且近在咫尺。汉朝的拳头也粗，却够不着他们。所以汉朝只能尽量向西域展示它的软实力，但西域国家却不怕汉朝。即便如此，在交往礼节上，汉朝却不肯放下它那天朝上国的架子。汉使一到，外国的国王、首领是被要求跪拜的，张骞在乌孙就是这么干的，两国初次交往，见面礼还没拿出来，就让人家的老王（即昆弥）拜在自己脚下。这就难免招人反感，大伙自动与汉疏远。
另一方面，汉朝雄厚的物质实力带给西域的好处有限。西域原本“贵汉财物”，但汉、西交往未久，就出现了各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 的怪现像；大宛也因国内“饶汉物”，不稀罕汉朝的重金。这主要是西域各国尚未享受到丝路贸易的好处。毕竟，在中东与西亚还陷于混战状态，安息、罗马尚未形成统一疆域之时，欧亚也就形不成稳定的需求市场。没有贸易带来的物质流通，也就严重限制了西域各国的受益空间，无从消化汉朝的财物，因此才会出现人家嫌我们送钱送多了的怪事。直到公元一世纪，罗马与安息有了稳定的势力范围之后，丝路才繁荣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盛况发生在东汉而不是西汉的缘故。
第三，汉武帝忽视了使者的素质。古代中国是内向型的农业国家，有身份、地位的人对出使外域没有兴趣。愿意出使的，多是无赖、市贾、喜欢浮夸奇谈之辈。而且出国可以合法的携带大量财物，又远离本土，自然方便他们私吞、贱卖。这就决定了泱泱大国的使者，素质低下。在手法上，他们学着张仪苏秦那帮人的一套，对西域各国“言轻重”，威逼利诱的让他们倒向汉朝。而且一批走了，一批又来，一年十几拔，整得跟传销员似的，换了谁也会烦。大汉的国际形像自然大打折扣。
何况西域国小物贫，甚至连铁制农具都不会制造，粮食不足。所以汉使越多越招人烦，没个好脸色也就在所难免。其中楼兰、姑师两国最不堪其扰，仗着匈奴撑腰，“攻劫汉使尤甚”。可惜这两国离汉朝最近，遭到了武帝的报复，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军以700骑兵就逮捕了楼兰国王，姑师也被迫投降。两盘小菜下了肚，汉武帝认为大宛应该害怕了，趁热打铁，令人用黄金铸造了一座金马。这匹金马可能出自上林苑皇家工匠之手，制形精美，体现了中原精湛的工艺。汉武帝也许想以此表达泱泱大国的诚意，打动大宛人。
值得玩味的是，武帝特意选派了一位名叫车令的壮士担任特使。
万里去求人家的马，首先讲的是和气与诚意，就算人家不乐意，也应该好言相劝、以诚动人。可是，此番偏偏派了喜欢意气用事、重义轻死的壮士出马，看来用意已非同寻常。或许在武帝看来，金马即便买不来大宛的天马，但买一个出师的由头却足够了。
三
战争前奏------汉朝的希腊化敌人大宛
大宛，距长安一万二千五百汉里之遥。
对于大宛的过去，国外一直语焉不详，记载模糊不清，正如美国著名中亚史专家麦高文所说:“古代的波斯记载和希腊史家都忽略了他们”。如果不是一位叫张骞的中国人从亚洲的另一端找到这里，今天的世界甚至不知道这个古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与游牧民族不同，大宛具有成熟的城市文明，是张骞出国之后见到的第一个文明世界。大宛“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颇与中国同业”，令张骞倍感亲切。不算大的盆地中，密布着七十多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生活着30万以上的居民，并保持着一支6万士兵的军队。这在国小民稀的西域世界，简直是一个超级大国。人口的数量和稠密度，就是西汉国内许多大的郡国也比不上的。想必武帝远征前的大宛人口数量还会更多。
有趣的是，斯塔里夫斯在《全球通史》中就曾说过，大宛是一个希腊化国家，这一点，在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中得到了证实，即当时的大宛，确实被大夏的希腊人统治着。这不禁让人回忆起电视剧《汉武大帝》里的情景，以及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里边，大宛的士兵们都是一副希腊或罗马士兵的装束。于是更加引起连翩浮想，这个大宛是否真的是希腊文明留在东方的乐园呢？
据民国学者吕思勉的说法，学术界很早就认为“古时希腊之民，移殖里海之北者，彼国称为耶而宛，lonian，即Yavanas 之转音。即中国所谓大宛。葡萄、苜蓿，亦希腊语之译音云。”今天仍有学者认为，大宛名称上的“宛”可能是从巴利语的“耶婆那”（Yavana）转译而来。“耶婆那”是当时中亚居民对希腊人的泛称，从爱奥尼亚人（Ionians）转译而来，故此，“大宛”在字义上很可能是“大伊奥尼亚”。这个说法，个人持保留意见。西域还有个小宛国，如果大宛就是大伊奥尼亚，难道小宛就是指“小伊奥尼亚”？再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小宛有什么希腊背景。
吕思勉又根据大宛“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的特点，认为这是大宛人乃欧洲人种的证明。尤其是他们“善市贾，争分铢之利。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的特点，让吕先生深信不疑，认定“可以知其种族矣”。
然而，恰是大宛人“贵女子”这一点却与古希腊的文明特征对不上号。古希腊社会尽管崇尚真理与自由，但妇女的地位还不如汉代女性，连个门也不能随便出的，家庭地位近似于丈夫的财产。以开明著称的伯里克利也认为，希腊女人“不出现在公共场所，永远不为男人所讨论，这就是女人最大的美德”。即使在妇女权益提高的希腊化时代，她们的地位也无法望大宛女人之项背。
不仅如此，《史记》里的大宛人竟然不会打井、不会制作铁器、不会铸币。而拿古希腊一比较，铁器在希腊本土是广泛使用的，而且货币经济非常发达，涌现出成熟的金融业与一批著名的银行家。如果《史记》记载属实，那么大宛就不可能与古希腊有什么关系。
但是，大宛又确曾被希腊人征服过。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的军队像旋风一样从爱琴海席卷亚洲大陆，一直打到了大宛家门口不远的锡尔河流域。亚历山大跑到亚洲可不是来打酱油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永久性的马其顿---亚洲帝国，而亚历山大的另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毫不逊色于东方帝王的统治术。灿烂的希腊文明，就是他征服亚洲的怀柔工具。应该说，在几代人的努力之下，亚历山大的企图部份的实现了,大宛成为亚洲众多的希腊文化殖民地之一。
使希腊文明在亚洲得以生根的，是希腊人的移民潮。随着古希腊黄金时代的落幕，本土经济日趋萧条，希腊各阶层无不渴望着去遥远而富庶的东方寻找新的生活。因此，汹涌壮观的移民潮跟随在亚历山大东征军的背后，带着形形色色的梦想涌入了亚洲，其中以商人、学者、手艺人和农民最多，进而蔓延到整个中亚。希腊人在陌生的亚洲土地上到处建立起希腊式的城市，推广希腊城邦式的生活方式。设立公民大会、陪审团、法庭、议事会。建起了体育馆、艺术学校、神殿、剧院等希腊文明所独有的公共文化设施。为了加速文明的征服速度，他们还广泛开办语言学校，大量招收东方学生，并与当地上层联姻、学习东方礼仪，实行一系列融合政策。
这种罕见的文化东扩运动，使得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亚的印度、中亚一系列塞种人地区，到处留下了希腊人的移民城市、文化中心和商业市镇。不管安息、各塞种人王国的主体是哪个民族、统治者是谁，无不深深被希腊文明所折服，上流社会陶醉于希腊文学艺术，以说希腊语为时尚，就连从祁连山跑过去的大月氏人后来都被希腊化了。因此从西亚到中亚，“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以希腊文化占主体的亚欧混种文化。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留在中亚、南亚的希腊人先后脱离了马其顿体系，建立起许多君主制王国或自治的城邦，这些可爱的独立王国又是传播希腊文化的岛屿，像璀灿的明珍珠星星点点的散布在广袤的亚细亚腹地。
其中又以建都在阿富汗北部的大夏最为强大和繁荣，这里“地肥饶”，物产丰富，故而希腊移民众多,号称“千城之国”。汉朝远征大宛前的一个多世纪，是大夏最强盛的时候，他们向南用兵一度占领了几乎半个印度，还创造出充满魅力的希、印文明混种的犍陀罗佛教文化。连孔雀帝国的首都华氏城也曾匍匐在大夏军队的脚下。向东则吞并了整个锡尔河流域，大宛就此纳入希腊化的版图。做为古希腊文明在东方的前哨，大夏人坚持不懈的推行西方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城市兴建运动，罗素曾说过“希腊的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据考古发现，两个世纪之间希腊人一共在东方兴建了300多座城市。很难相信，司马迁笔下繁荣众多的大宛城市不是这种运动的产物。近来距中国不远的阿富汗北部发掘出一座名叫科姆市的遗址，各种希腊式建筑、场所一应俱全。尤其惊人的，是发掘出的希腊文雕刻的铭文，竟是从四千英里之外的希腊圣地-----德尔斐祭坛上摹刻下来的。处在东亚边缘的城市尚保持着如此强烈的希腊文明的元素，可想而知，大宛又岂能“独善其身”呢。
四
在汉人的史书中，大宛与大夏、安息这些希腊化国家是那么的相像，简直如同孪生一般：
“大宛。。。。。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
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
大夏“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
安息“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善市贾，争分铢”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
大宛“有城郭屋室。其属大小七十余城”，
大夏则“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
大宛西边的安息，也是“城邑如大宛。其属大小数百城”
大宛人口众多，“其众可数十万”，
大夏“民多，可百余万”。
安息“人民相属甚多”
相似的民俗与物产、众多的城市与繁盛的人口、重商的习俗以及对葡萄酒的酷爱。。。。。。无不集中现着鲜明的古希腊文明特征，若说这些都只是巧合的话。那为什么大宛附近的花剌子模因很少被希腊人涉足，就完全是一幅另类的样子呢？从史书上看，还能发现即使大夏被月氏人征服后，大宛与大夏之间仍像是被一种特殊的感情纽带在联结着。不然，汉武帝何以认为“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呢？
值得注意的是，大宛下属的城市享有类于希腊、罗马那样的城市自治权。像东边的郁成，从它与汉朝的一系列交恶来看，它虽听命于大宛中央政府，但拥有自己独立的领土与军队。这与大夏“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的特点颇为类似。而且大宛的政治结构与汉不同，他们搞的是虚君制。这与西方颇为相像，贵族们拥有比国王更大的发言权。此次汉宛战争是如此，重大决策、战争、谈判、甚至国王废立都由贵人们主谋，只有希腊城邦的元老院才有这样的左右力。难怪有学者提出，连大宛国王“毋寡”之名，都是源自于希腊钱币铭文中对国王的赞词“МЕГАΣ”(Megas，伟大的)的音译。这也符合亚洲希腊化国家的特征，在国中，希腊人凌驾于一切本地人民之上。他们做为国家的支柱，享有最优良的土地和资源，垄断着上层权力，就连普通的希腊平民也享有各种特权。而东方上层虽拥有全权公民的待遇，但只能担任中下级官吏。大宛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国家结构。
经过这些比较之后，再回到大宛不会铸币、制作铁器、打井的疑问原点，似乎就值得重新审视了。《史记》原文是：“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
首先，大宛不可能不知道铸钱，《史记》曾说周边的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这是典型的希腊式货币。而大夏更拥有规模庞大的造币厂，后来考古发掘出的大夏造希腊钱币竟超过其他存世的古希腊钱币的总和。而大宛深受大夏统治和同化，岂会不知铸币？
而所谓“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也不足为证。当时汉朝国内大量流通黄金白金，因流量过剩，白金甚至失去使用价值，成了废币。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亚市场上，汉地的黄、白金的币面价值肯定低于其币材价值，因此销融后加工成金器银器，利润将翻数倍。中国唐宋时期民间就普遍这么干过，头脑精明的大宛人又岂会想不到这一点？
因此，班固在《汉书》中对《史记》做了修正，将“不知铸钱器”的“钱”字换成了“铁”字。而大宛也不可能“不知铸铁器”，毕竟铁制的兵器与农具早在很久前就在波斯等附近地区使用。这里的“铁”，应该指的是钢。炼钢术是当时中国独有的技术，罗马的博学家们对中国的钢制品赞叹不已。至于大宛不会打井，则可能和中、西亚发达的灌溉农业传统有关，对水井依赖度较小。大宛城外河流纵横，水直接引入城里，取用方便，也就不怎么费那个力气去打井了。后来李广利围大宛四十余天，也没见大宛人被渴死，这说明大宛人自有他们的解决办法。因此，大宛至少是是一个以当地的塞种人为居民主体，以希腊贵族与移民为社会上层的希腊化国家。
这是个很让人产生兴趣的结论，这意味着我们的老祖宗，原来早在两千年前就与西方文明有了直接交道，并且在政治、经济到军事的各层面展开了面对面的较量。
五
战争前奏------在命运的起跑线上
当今天的我们只能从遗迹和文物中去寻访古希腊文明时，汉使们却是有幸最早接触希腊文明的中国人。他们横跨万里,深入大夏、条枝、黎轩这些泛希腊世界，进行旅行和访问。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用希腊式的大理石建筑起来的神殿、体育馆、戏剧院，瞻仰了高耸的雅典娜或宙斯等诸神的雕像。这些杰作在样式上比雅典、底比斯的作品甚至更壮丽和华美。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想像，汉使们-----这些很可能同时又是卫青的门客、司马迁的朋友或者张骞的同乡们，将从陈列着人体雕像的大街上穿过，徜徉于树立着伊奥尼亚式立柱建筑的广场，徘徊在那时最流行的斯多噶式柱廊的长方形市政厅，或身为上流社会宴会的坐上宾，光临豪华的希腊式装修的贵族豪宅。在装点着希腊式绘画、铺着波斯地毯，陈列着爱琴海世界的宝藏的客厅里，与操希腊语的主人们会见、交流，互赠礼物。一同在伴有竖琴演奏与歌舞表演的宴会上用银制的餐具共进晚餐。
他们或许还在叙利亚和小亚的城邦中观摩过希腊式的公民大会和投票表决。广场上挤满叽叽喳喳的公民们为国家的大事小情争吵着。不知我们的祖先在与希腊人的交流中，是否会感受到西方式的热忱与理智，而且与东方人相比，发现这些金发碧眼的人们在精神上不那么卑弱。
只是体育馆他们是去不了的，那是只有希腊人才能享有的特权。何况体育场里的裸体煅炼，肯定会让东方客人们感到难堪。
如有余兴，甚至可以造访图书馆，亲手翻阅亚里士多德或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如果赶上了希腊人一年一度的戏剧节，做为遥远的东方客人，还会荣幸的出现在露天剧场的环形看台上，宾主一起欣赏着欧里庇得斯创作的悲剧，或者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当两种完全异质的伟大文明相碰撞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带来怎样的心灵震撼，启发怎样的思考，这一切令我们无限暇想。
遗憾的是，中国的史书上却并未留下什么记忆。对身负政治使命的张骞们来说，他们的心中也许只有个人前途和建功立业。何况他们不是来旅游观光的，而是为大汉寻找军事盟友的，即使偶尔闪过一丝好奇的雅兴，他们那粗糙而现实的文化感知也只不过留意到当地“多奇物”和在羊皮纸上从左到右写字的方式，其余竟别无值得一提之处。
若说还有其他感触，那只能是当地低下的生产技能、落后的物质水平，不懂得怎样炼钢、养蚕缫丝。而且希腊式的陶器与中国精美的漆器相比，又是那样的简陋与粗夯。这从当时中国输入西方的几乎都是技术型产品，而从西方输入的却都是葡萄、苜蓿、黄瓜一类自然产物就可见一斑。依中原人的标准，希腊化国家可能只不过是一群有着奇怪习俗的“第三世界”。
何况，汉使最重要的出访内容，是考察西域各国的军事能力，以寻找够资格的反匈盟友。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希腊化国家令他们失望。
看看太史公是怎么说的：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而兵弱”。
大夏“兵弱，畏战”。
至于曾是大夏一部份的大宛，那就更不堪一击了，汉使们甚至向武帝保证：“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尽虏破宛矣”
应当说，一向大嘴欺世的汉使们，倒未必在这一点上吹牛。
汉代的中国军队，装备早就机弩化，军队的结构已进化到以射击型部队为主体，在作战方式上已具有初步的近代化军队的特征。而希腊化国家的军队，则是希腊与游牧民族相混合的军队，显得那么过时、原始，仍停留在“弓矛骑射”的初级兵种形态。不仅如此，在兵器质量上，汉朝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尤其是坚韧、锋利的钢制兵器简直风靡世界，安息人依仗引进汉朝的兵工技术，占了罗马人很大便宜，普鲁塔克曾称这种钢质刀剑为“木鹿武器”，木鹿在今土库曼的马鲁，因与中国有近水楼台之便而成为一大兵工中心。至于战争的艺术，产生过孙子、孙膑、白起、李牧的汉民族，也没有任何理由在希腊、罗马人面前底气不足。
在这个古老善战的东方农耕民族眼里，西域只有乌孙和大月氏还算能打。尤其是月氏人，在东方属于混不下去的。他们受了匈奴的欺负，先逃到乌浒河一带。不久又遭到乌孙的冲击，乌孙不过三万骑兵，就让控弦十几万人的月氏抵挡不住，被迫再次南迁，向富庶的大夏逃难。可一再如丧家之犬的月氏人，却打得大夏军队找不着北，一个富强的中南亚霸主，被一个遭到淘汰的东方游牧民族轻轻松松“皆臣畜”。月氏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是世界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对欧亚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月氏人怎么也想不到，几个世纪后，匈奴人又步了他们后尘，推动了一场更壮观的欧亚大迁徙，从草原到里海，再到到整个欧洲，所有欧洲的主要民族都被卷入了这场多米诺般的大潮，最终结果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匈奴人之后，又有柔然人、突厥人、马扎尔人。。。。。一次次民族大迁徙，常常由中原对游牧民族的胜利开始，而最终为之受害买单的，却总是西方世界。
遗憾的是，为什么到了近代，东西方世界之间竟会甩开那么巨大的差距呢？应该说，习惯于技术、物质领域的领先地位的汉朝先辈们，恐怕很难了解古怪的希腊人在另一个精神层面已熬游得多么遥远。当汉朝人还在为长生不老、为应付眼前各种世俗的利害关系而烦恼时，希腊人却认认真真的作出结论：人类是生活在一个浑圆的蓝色星球上，并且算出了这个球体的确切长度。当汉朝的博学家们还在为印度的具体位置而错愕时，希腊人已经推算出从地球另一端的西班牙出发，沿着同一纬度向西可以到达印度。就在张骞的父祖们还为西面的未知世界感到迷茫时，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学生已经绘制出人类第一幅世界地图，并且在地图上划下了第一条纬度线。甚至同样是对中亚的军事远征，汉朝派出的经常是一群劳改犯军人，目标就是打仗。而加入亚历山大东征军的，却有西方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工程测绘师、文人学者。他们一路上绘制地图，考查风俗，记录各种资源，搜集了大量关于自然、人文与地质的宝贵资料……
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希腊人，在科学方面的进步却已超过了人类在17世纪以前的任何时期。希腊人曾讥讽罗马人过于讲究实用，认为罗马人没有文化，既便有，也不过是“实业家似的文化”。不知他们去过中国的话，又会有怎样的感慨。黑格尔曾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两个文明的基因差异，在那时就已在鲜明的预示着未来的不同走向。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六
当车令昂首步入大宛的王城时，两种不同文明的碰撞就不可避免了。希腊人面对着东方民族-----“腐败的亚洲人”，总有一种对自身文明的高度优越感，以至于地球另一边的汉朝也强烈的感受到这种情绪，史书上“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的记载，绝不是无缘无故冒出来的。果然，车令尽管呈上了大汉铸造的金马，摆铺下黄澄澄的千金，表达了天子的诚意。但大宛人根本不稀罕大汉的黄金。一场唇枪舌剑的较量随之而来，而且很可能是在汉语与希腊语之间展开的。不论车令如何威逼利诱、言轻说重，大宛贵人们就是一匹马也不交出来。“汉去我远”，“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典型的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
史载“（车令）怒，妄言，椎金马而去”。这种狂暴举动在讲究礼仪的中国外交史上是罕见的，武帝用意或许在此，要马是假，挑事是真。只可惜了车令这位好汉。武帝时代，“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历任丞相以十数，但除了公孙弘一人之外，无人善终。即使是武帝自己的妻子儿女也照杀不误。就在几年前，武帝派大臣韂山出使朝鲜，劝说朝鲜归顺而未果，回去就掉了脑袋。对车令而言，他走出长安城就等于走向不归路。唯一值得欣慰的，被大宛杀死尚可成全他的名节-----对死士而言，名节胜过一切。
骄傲的希腊人当然受不了目中无人的侮辱，就是神的使者，也不能如此放肆！“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团灭车令一行之后，又紧急通知葱岭以东各国，号召他们干脆一起反汉，关闭丝路不放汉人进来。悲催的是，车令等人的血迹未干，一支出访印度归来的汉朝使团又冒冒失失的撞进大宛怀抱------经宛归国，随同还带来一支印度的访华使团，大宛一不做二不休，又把两国使团统统杀了个一干二净。
大宛人的疯狂，终于让汉武大帝等到了借口。太初元年（前104），天子“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导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而李哆为校尉，制军事。”
李广利，天子宠姬李夫人和嬖臣李延年的哥哥。关于这位国舅爷的身世，史书只有一句间接的暗示“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未来的汉大将军，竟是“故倡”出身，也算是军史奇谈了。武帝一向猜忌，兵权不轻授于人。像卫青和霍去病，没有裙带关系是上不了位的。也是卫、霍太争气了，使汉武帝对他的用人方针深信不疑。直到弄得不可收拾，前后近二十万军队葬送在外戚手上。此番随征的赵始成、李哆、王浩也均是平庸之辈。值得玩味的是，曾与王恢一起出征楼兰的赵破奴却不在征大宛的将列中，虽然赵将军久经沙场屡立战功，但大概是卫青、霍去病系统出身的人，武帝没有点他的将。而且，这场长达四年、备受国际观注的远征，竟没有一位卫、霍系统的将领参加。
这从侧面证实了当时流传于朝野的一个传言，即皇帝与卫太子不和。据《汉书》透露，武帝对太子一直不太满意。一方面，武帝严厉酷烈，而太子温和仁爱，父子脾性不投。另一方面，皇后卫子夫的健在，使武帝担忧吕后临朝的重演。刘彻是绝不容忍这类隐患的，汉人褚少孙有句话说得透“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而汉武帝盛宠的李夫人的早亡，使其子刘髆拥有了卫太子所不具备的优势，免于“子少母壮”的担忧，成为皇位的有力挑战者。因此早在卫青死前，史书就有“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陵，常有不自安之意”的记载。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随着刘髆一天天长大，为他在军界培植亲信势力也就势所必然了。这些就是李广利以倡优之身得以上位的关键。汉武帝这种自私而偏执的做法，后来终于酿成了一场骨肉相残的血腥惨剧，不仅卫、李两大势力同归于尽，连带着武帝一生的反匈事业也几乎被葬送。而惨剧的导火索，就在此次大宛之征中悄悄点燃，滋滋冒着火花向火药桶奔去。因此，关系着民族未来命运的对匈战争，竟是在与这条暗火进行着赛跑。如果爆炸之时武帝还不能做完制胜工作，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今天将是什么局面都未可知。现在看来，汉民族终究是幸运的。
但对李广利而言，却未必是幸运的开始。汉武帝交给他的，竟是几万名“恶少年”。所谓恶少年，颜师古的解释是“恶少年谓无赖子弟也”。《汉书。武帝本纪》则称“遣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这就很明确了，所谓“恶少年”就是一群谪民，少年犯。
犯人开边，也算是武帝朝又一特色。
前112年，发兵击南越，各将领“皆将罪人，江、淮以财楼船十万人”
前109年，发兵征朝鲜，“募天下死罪为兵”
前105年，讨伐昆明，“赦京师亡命令从军”
现在征大宛，又轮到了这群“恶少年”。
……一系列开疆拓土的大汉伟业，竟是一群劳改犯们写就的。
武帝之世间竟有如此多的犯人，倒不全是社会治安有多遭糕，而在于这个所谓汉之极盛的时代，是一个全民“被犯法”的时代。东方的法律是刑法，主旨就是皇帝单方面的对人民使用暴力。因此中国帝王习惯于将天下人的私产，视作一已的私产。尤其是汉武帝，光是用兵，一年就要开销几十百亿钱，为了巩固新的地盘，还得大规模移民屯边，动不动几十万百姓迁过去，他们的吃喝拉撒也全由国家包下了，这么个折腾法，一年四五十亿钱的财政收入根本吃不消，何况还要治河赈灾，还要兴土木弄鬼神，巡游天下，给自己造八宝山。一来二去，文景之治留的那些底子早就精光了。钱从哪来呢？民间已被逼得“产子辄杀”了，武帝又将手伸向了上层社会，宗室王侯、豪强地主和富商大贾无一幸免，连官吏也不放过，榨钱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出名的有两手：一是将卖盐、卖铁、造币这三个最来钱的门路，实行国有化，剥夺私人的经营权，改为官营。这不仅打击了商人，也影响了商人背后的利益集团，被后世儒家扣了个“与民争利”的大帽，骂了两千年。但这所谓的“民”是升斗小民吗？无论如何，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国要在短短几十年中干出那么大的伟业是不可能的。另一项政策是“算緍”，根据商人、富豪们的财产多少，按比例征收财产税。这一税法今天西方人还乐行不疲，不过，性格酷烈的汉武帝对它兴趣不大，它的出台，不过是为“告緍”铺平道路：以防止瞒报、少报财产为借口，鼓励民间检举揭发，以借机没收商人、富豪们的全部财产-----这才是合乎武帝胃口的。正是此种背景下，酷吏大显身手。酷吏的特长就是把没罪变有罪，再最大限度的株连。最后搞得全国“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两汉四百年间，酷吏中的一帮子极品，像王温舒、义纵、宁成、杜周、张汤都集中出现在武帝时代，这绝不偶然的。仅以杜周为例，其“一岁至千馀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廷尉及中都官诏狱至六七万人”。而铸钱的打击面尤其大，因“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官府抓不胜抓，最后武帝不得不“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另外仅自首免死的还有一百多万人。
通过这一系列的国有化政策，中国的私有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商人、富人、豪民整个阶级的遭受“被犯罪”待遇，而武帝人财两得。尽管历史名家范文澜认为，正是武帝严重打击豪强、商贾势力，延缓了他们兼并百姓的趋势，才使武帝晚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然而，东方的人治体制，固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正事方面显示出巨大威力，但皇权的一手遮天，造成了全民对国家的过度依赖，天下之人几乎都为皇帝一人而活着。没有独立人格和维护自我权利的意识。至于中国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其命运或许只有希特勒时代的犹太人才可以相比。私有制经济和民间资本几千年逃脱不了皇权的手心，无法成长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群体。
当然，这属于文明的基因的范畴，不是武帝所能解决的，武帝之所以是历史上的“雄主”，不是他不喝人血，而是喝血归喝血，做事归做事。
七
此次出征，李广利手下真正的作战部队，是“属国六千骑”，这才是远征的主力。
所谓“属国骑”，皆是跟随浑邪王一起归附汉朝的匈奴牧民，降汉后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沿边五郡，充当抗匈的屏障，史称“五属国”。虽系异族，但在武帝良加慰抚恩养之下，忠诚度比一般汉族军人还高，在对匈战争中甘做开路先锋，对自己的匈奴同族大砍大杀、穷追不舍。少年将军霍去病生前特别信任这些“荤粥之士”，与之一起饮马瀚海，谈笑蹴踘。霍少麾下，立功封侯者有五，匈奴人居其三，堪称汉家之鹰犬。因此使用亲汉的少数民族军队作战，成为后来的趋势，到东汉成为抗御外辱的主流，用东汉朝廷一句腹黑的话说，所谓“夷胡相攻，无损汉兵者也”。相比当年赵破奴不过700轻骑平定楼兰。如今一次派出六千匈族精骑，这已是刘彻对大宛的极大重视了。
太初元年，这支匈奴马队与汉族劳改犯步兵组成了一支奇特的混成远征队，集结在敦煌西边的玉门关。他们将从这里誓师出发，向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挺进。自前121年霍去病河西大捷之后，广袤的河西走廊就纳入了大汉的版图，而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就成为汉民族新的西大门。不管后世如何非议，武帝留给后人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文景之世的匈奴何其强盛，“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武帝用兵不过十年，自河西到河套，再到林茂草壮的阴山，汉军尽“斥夺广饶之地”，打得匈奴人“远走亡匿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望见阴山“过之未尝不哭也”，国力大衰。而汉族的生存空间得以大大延伸，从此“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其中河西走廊尤其重要，汉人占此要地，得以“隔绝羌、胡，瓜分其援”，匈奴失羌则势力更弱。且河西土肥水美，适合耕牧两宜，成为汉人的“新大陆”，汉武在此建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自“酒泉列亭障至于玉门”。并移民实边，很快建设成人烟兴旺之地。那时的河西，可不是今天苍凉荒莾的样子，而是景致迷人，水流充沛，生态秀美的塞上江南。据祖先的描述，延绵不断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上，那时林木参天，覆盖着茂密的苍松翠柏，盛产密香、青木香等沁人心鼻的良林美材。山脚下分布着广袤的绿洲、平原，“水草茂美、宜畜牧”，到处花香袭人、鸟鸣啾啾，难怪匈奴人会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
然而，当李广利们站在新的出发点上，却没有这么豪情而诗意，出发的气氛很可能是紧张而沉重的，因为一出玉门关，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许多人很清楚，眼前是一条不归路。往昔征匈奴，百日就得回师，否则不劳匈奴人动手，疾疫和饥饿就可搞死大半支军队。而此次出兵，遥遥无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乡。出发的时间又正处秋末之际，这倒不是赶点赶上了，很可能与古人对时节的讲究有关：春滋万物，秋掌刑杀。要说还真应景，伴随着大军迤逦出关的，是漫天飞舞，嗡嗡震耳的蝗虫。丰功伟业的背后，是连年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以及生产的破坏与人口流亡。这一年，蝗灾大起于关东，并从中原一直弥漫到敦煌塞外，规模罕见。这是大自然在向汉廷发出的警告。然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蝗群却挡不住武帝扬国威于四海八荒的决心。
汉代武功虽盛，但当兵真的很杯具。
同样是搞征兵制的国家，古希腊、罗马，以及古印度的士兵都有固定工资可以拿，堂堂大汉的士兵却无分文之饷，想赚钱得偷空去社会上做佣工，政府仅仅供应口粮和冬夏两季衣服。汉兵的单兵口粮标准是每月“三石三斗三升”，约相当于今天51市斤的样子，当时士兵又很难吃到肉和油水，这点粮食不一定能吃饱。按制度，罪徒身份的士兵口粮还要低三分之一。更不要说退役后还享受类似于罗马老兵们领取份地、退休金等福利待遇了。所以来自社会底层的汉兵是不可能具有希腊、罗马军人那种强烈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感的
何况，终日行进在寂静无声，一望无边的旷野中行军，意志再坚强的部队也会崩溃的。好在路上还有几千名属国骑士们可以打打“草谷”。他们大概是队伍中最欢乐的部份了，无需为搬运辎重操心，只管骏马轻骑，跑在队伍前面。那时的边关一带活跃着成群的野马、野鹿、黄羊和野骆驼，骑士们大可追驼猎鹿，为枯燥的行程增添不少乐趣，又为部队提供了宝贵的肉食。据当时记载，汉军骑兵受胡人“北狄诸国，皆马上奏乐”的影响，行军中必鼓吹奏乐”。此番怎会少了这项娱乐？所到之处鼓角震天，笳箫齐吹。雄壮的节奏，豪迈的旋律，也为沉闷乏味的征途带来了生气。
可如此漫长的路途，一支相当于西域几个王国总人口的大军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呢？哪怕是今天，从西安一路步行到乌兹别克也是件常人不可思议的事，光吃喝这一件事就够你头疼的。何况两千年前？英明的汉武大帝或许认为只要汉兵一到，不愁西域城邦们不尽地主之宜。而此行的第一个国家楼兰，还远在一千六百多汉里之外。要抵达楼兰，先得穿过一个叫“白龙堆”的无人区。所谓白龙堆是一片以雅丹地貌著称的戈壁荒丘，不仅气候极端恶劣，狂风一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眼睛都睁不开。而且到处耸立着狰狞恐怖的奇石怪岩，晚上则尤其令人毛骨耸然，伴随着拂过的急风，岩石间传出一阵阵阴森的怪笑，尤如置身地狱。500年后，东晋名僧法显心有余悸的回忆这里“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帜耳”，以致整整走了十七天方才走出这座地狱。不知道，李广利一行风餐露宿，究竟是怎么挺过来的。不知多少人在此葬身沙暴、多少人迷路掉队，困死荒丘。
过了鬼哭人愁的白龙堆，不远就是蒲昌海，即著名的罗布泊。说到了罗布泊，那就不得不提及另一个比罗布泊更闻名暇迩的地方——楼兰
八
楼兰，一个被后人赋予无数浪漫、美好暇想的神话般的异域王国。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是那么残酷无情，当神秘面纱被轻轻退去后，我们会发现，楼兰实际不过是个人口仅有一万多的小城镇，且非常贫困，史称其“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楼兰虽濒罗布泊，但罗布泊是著名的盐水湖，水质咸苦，并不能造福人类，汉代又称盐水。且罗布泊自古以来是一个著名的诡异地带，人类在此神秘死亡、失踪的事件层出不穷，史载汉朝使团就常常“过盐水数败”，其诡异之迷至今无解。
如此恶劣之地，楼兰人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1万多国民连吃饱肚子都不容易，还得负担一批批动辄数百人的汉朝使团、中外人员的迎来送往。冒着沙尘暴“负水儋粮”的到边界上迎接。还常被汉人以上国自居勒索、掠夺财物。这对一个赤贫小国是怎样的浩劫。因此楼兰的排汉倾向是西域各国中最坚决的，即使汉朝在西域已享有权威之后，仍“数遮杀汉使”，其实这种冲突的实质是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汉廷后来可能发现了这个症结，派人去楼兰辖下的伊循地区搞了个“经济开发区”，屯田军垦，每年生产上百万石粮食，才使敌对情绪得到缓解，当然，这是后话了。
李广利大军是在夏秋之际出发的，当千里迢迢抵达楼兰时，无疑已入冬。西北气候凉得很早，秋天就已天寒地冻，何况严冬？汉军急需增加热量，但数万人的队伍对楼兰而言完全是场灾难，就算活命粮都拿出来，也解决不了问题，“贰师将军”只得带领饥肠辘辘的队伍冒着凛冽的寒风，匆匆折向西北，向姑师进发。姑师又称车师，地处丝路北道，都城在今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这里倒是个地势地洼、河湖纵横的好地方，因此物产丰盛，“食物至多”。而且车师人是一个聪明勇敢，很富于创造力的雅利安人部族。他们将都城选在河流之中的一座巨型的平顶悬崖上，这里河流环护、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车师人以他们的血汗和智慧，在这座面积约47万平方米的崖台上建起了一座巍峨壮观的都城。从外部看上去，颇像雅典卫城一般，全城用夯土版筑而成，上有街道、广场，下有地道、暗室，严密而有序。外表看去像一座巨型堡垒，而内部却营造得相当舒适，王宫、市政机构、居民区、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至今保存完好。可惜如此完美的杰作，却不能保护这个可爱的小国免于入侵。先是迫于匈奴，为之充当反汉的前哨，后又屡遭汉朝报复，最终惨遭肢解，永久性分裂为车师前、后两国。
不过对于李广利而言，要紧的是，他的队伍总算可以吃上饱饭了。
当时汉朝交通西域，大致分南北两道，北道从玉门出发，经楼兰、姑师，向西过焉耆、轮台、龟兹、姑墨、温宿，出葱岭到达大宛。这些小国都是操印欧语的雅利安人国家。南路出阳关过楼兰，向西南到达且末、于阗，再折向北到达疏勒（今喀什），然后出葱岭。相比而言，南道艰苦得多，沿路国小民稀，没有一个超过2万人口的国家，彼此常隔着数百里的沙漠。因此《史记》才会有“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的说法。而北道最难走的主要是玉门-----楼兰----姑师这一段，从姑师再向西，情况就好多了，有一段长达2000多里的绿色走廊。这里分布着丝路最富庶的几片大型绿洲。先是博斯腾湖，面积浩瀚，今天尚有一千多平方公里，汉时的水域面积比现在大得多，所以那时称之为海。由于是淡水湖，生态环境非常优越，湖面波光粼粼、水天一色，湖边苇翠如海，鱼鸟众盛，环湖座落着焉耆、危须、慰犁三个小国。再往西，分别是轮台、渠犁、龟兹、姑墨、温宿，这些都是水草广饶、土地肥沃的国度。但它们要么是亲匈派，要么自恃实力，总之对汉朝很不友善。
当汉军抵达时，随带的粮食早就吃光了。加上刚刚经受漫长严冬的折磨，队伍死的死、病的病，逃亡的逃亡，人数严重缩水。北道各国看到这么一群兵威不振的叫化子似的队伍，胆子更壮了，紧闭国门，让这些不素之客滚得远远的。李广利们只好一路边走边打，常常好容易十天半月熬过一段无人区，来到一个绿洲，却顾不上休息，先得忍饥挨饿去攻城，否则活命粮就没有着落。其痛苦与艰辛可想而知。大城打不下来，围几天就只好赶紧走，运气好打下一些小城，还能吃上几顿。有河湖的地方尚可打鸟捕鱼，荒凉之处只能忍饥挨饿。食物的短缺，不知夺走多少人的生命，但最令人纠心的，是大批伤病员的安置。
危险的战斗环境、严酷的气候、恶劣的物质条件、加上水土不服、长期食用野生的兽肉，以至汉军“兵未战而物故过半”，每天有大批人倒下。无后方的绝域行军，数以万计的病员如何治疗、安置？还是活活抛弃，任由风沙掩埋、苍鹰啄食？不知是士兵的命运太过悲惨，不忍描述；还是他们在汉武帝时代死去的千万人中显得太过渺小。无论《史记》还是《汉书》，对此都不置一词。倒是成书于唐代的《北史》，提供了一点线索。此书在《高昌传》中记载：“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高昌在今吐鲁番，距车师王城很近。可见，李广利曾将一批伤病员安置在车师附近，据后来学者考证，汉军还为他们筑起城垒以自护，并屯田自食。从此高昌成为汉朝在西域的第一个据点，并在宣帝时正式成为军事基地。
不管后人如何鄙视李广利是个“私恶甚多”的庸材，他毕竟还是为伤病的士兵们的妥善安置做了努力，想了办法。比起“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踏鞠也”的霍去病来，多少还有那么点人情味。
九
这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浪军团，居然一直在艰难而顽强的挺进着。经过绿洲，走出沙漠，翻过无数雪山丘陵，穿过金黄灿烂的胡杨林，最后以不可思议的惊人毅力翻越了帕米尔高原。“帕米尔”是塔吉克语“世界屋脊”的意思，因多野葱，汉人又称为葱岭。帕米尔高原生长的这种葱，是高寒山坡地带野生的一种沙葱，形似杂草，叶小而圆筒中空，故曰葱。而且味道还不错，据说今天百姓仍用它来制作过冬的淹菜。
葱岭高山峻岭，冰川如林，“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玄奘语）历代被中外视作丝路畏途。《汉书》称丝路最可怕的地方有两处：“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厄”，龙堆就是白龙堆，所谓身热、头痛、县度，是葱岭的几处著名山峰，上去了就发烧、头痛，让人苦不欲生。县度更绝，行人必须以绳索悬缒而下才能过得崖去，故得名。所以，汉代文学家杨雄曾形容葱岭是“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内外也”的地方。从方位上看，此次他们可能是从葱岭的吐尔尕特山口过的身。因为这座山口距大宛下属的郁成较近，且海拔3759米，比帕米尔整体4000米～7700米的海拔要低很多，北、东、南三面地势较平缓。但即使如此，气候的恶劣是逃不过的，暴风雪如家常便饭，发作时“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今天的边防战士还编了个顺口溜形容其可怕：“氧气吃不饱，风吹石头跑，天上无鸟飞，四季穿棉祅”。战士们每晚入睡，常要吸一个小时氧气还不舒服，更何况翻山行军了。简直无法想像，当年缺衣少食的汉军是怎么翻越过去的。不得不说，光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军事奇迹！
当幸存者们终于游荡在大宛边界时，出关的数万大军已只剩下几千幽灵般的残兵了，此时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难民。尤其是那六千匈族精骑，即便人活下来，马也死光了，成了匈奴步兵。他们选择郁成做为第一个进攻目标，这是明智的选择，郁成比王城小，好打，打下来有吃有喝，可以歇歇气。郁成在今天吉尔吉斯的乌兹根，位于大宛王城贵山城东南约二百里处。综合史料来看，它显然是大宛各城邦中的一个小强，与康居的关系也不一般，因此大宛不敢杀的汉使，它敢杀，而面对汉军的报复，他们颇为有恃无恐。
接下来战斗，也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史记》：“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
《汉书》：“攻郁成城，郁成拒之，所杀伤甚众。”
大宛举国震惊了：原来一再让匈奴人蒙羞的汉朝，竟是一只纸老虎！
李广利知道再打下去，恐怕连回去报信的人都没有了。“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走吧，不就是没弄到几匹马么？于是“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数万大军，归来寥寥无几。李广利自知难以复命，上书交待了难处，请求“愿且罢兵”。
败报传来，朝野震动，汉武帝勃然大怒。自大汉开国以来，对外战争还从未这么丢脸过，被一群西域小国讥笑，让大汉面子往哪搁？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李广利败归的路上，汉朝又遭到一次更严重的挫败。赵破奴所率2万汉匈骑兵在塞北数百里处遭到匈奴主力围攻，全军覆没。 这是一个严重的征候，自元狩4年（前119）之后，经过15年的蜇伏，匈奴人又恢复了力量。而这两场挫败，都是武帝一人决策导致的，这个羞恼就不用提了。
吊诡的是，面对匈奴的复兴，武帝却打掉门牙往肚里咽，先要去教训万里以外的大宛。这引发了朝野的强烈反对，跟捅了马蜂窝一般，激烈者举出一箩筐的不便理由，认为大宛绝远，得失无关大局，当前应集中力量，“专力攻胡”。按理说，匈奴强、大宛弱，匈奴近，大宛远。二者孰轻孰重汉武帝不会拎不清。但武帝却一意孤行，以致砍了带头反对的大臣邓光，强行将反对声浪压了下去。大敌当前，武帝为什么对眼前威胁视而不见，非要去够那个远在万里的希腊人在东方的葡萄园呢？
对此，连司马迁也解释得很含糊，只说“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可是，比起匈奴的威胁来，所谓善马绝、苦汉使、外国笑，不都是小儿科吗？太史公这分明是讥讽汉武帝不分大局，死要面子啊！
但武帝的高明，岂会不及一个写史的？
若说消灭南越、东越、朝鲜这类对手只需要一场战术胜利的话。怎样对付游牧民族，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若武帝听从士大夫们“专力攻胡”的意见，汉匈战争只会无休止的打下去，最终就是汉朝先被拖垮。与游牧民族相比，农耕文明更经不起持久战。别看文景之治留下的家底厚，所谓“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但农耕国家的作战成本是天文数字，据主父偃的说法，仅前线所需的每一石军粮，都是在路上付出192斛粮食的消耗之后才运到的。因此，汉匈战争才打了十年，就把几代人积聚的底子一扫而空，以至“赋税既竭，不足以养战士”。所以对于中原帝国而言，当前根本利益就是一劳永逸的结束战争。
而今人看来堪称汉匈命运转折的漠北大捷，在武帝眼里，实际上是失败------速决战破产了。卫青把单于放跑了，却把责任推给了一场狂风。战争变得遥遥无期，这就是为什么匈奴被打得“漠南无王庭”之后，卫青仍“不得益封，吏卒无封者”的原因。
汉武帝也从此看清楚： 仅凭正面战场是解决不了匈奴的。
因此，刘彻在战略上下足了功夫，先出击东北的秽貉，将匈奴与朝鲜隔开；进而夺取河西，斩断匈奴与强悍的羌人的联系；最后控制西域，在匈奴人的后院放火，将匈奴从东到西完全隔绝起来。匈奴孤则势弱，弱则乱，乱则分，到那时，周边各族自会群起而攻之，其败亡瓦解就是时间问题了------正是这种定律，后来见证了一个个游牧帝国的灭亡。可笑明朝初年的洪武、永乐大帝一再扫北，只专注于在正面战场，结果子孙仍不免土木堡之辱，就是一个反面教训。
而眼下，汉朝已是为山九仞，只差大宛这“一箦”。武帝岂能甘休？汉朝对西域的经略，核心是联乌孙以击匈奴。而征服大宛，就是围绕这个核心做出的决策。大宛东临葱岭以东西域各国，北邻匈奴乌孙，南抵大夏、印度，西接安息、条枝。所处地理位置恰是棋盘上的“急所”，而它又足够大、足够远，一旦降服大宛，可以最大限度的扩散影响，汉之兵威，将不战而服整个西域，最终达到“欲与乌孙共击胡”的终级目标，届时匈奴四面楚歌，人人喊打，必土崩瓦解。仅此一点，武帝就堪称千古一帝。
遗憾的是，不是谁都有武帝这样深刻的战略眼光，这种方法效果过于隐性，见效期太长，以至今天有些学者都看不清楚，何况当时的士大夫们？若征宛之役真的半途而废，“则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汉朝的一切战略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落得满盘皆输。幸运的是，同样看不透的还有匈奴人。匈奴最终输给汉族，就是输在大局上。他们本有一手的好牌，却白白错失良机，战略命门一一让汉朝占了去。西域本是匈奴最后的救命机会，若下大力气争取，仍有夺回主动权的可能。但匈奴毕竟是个原始的、缺少高层次斗争经验的游牧民族，只满足对西域“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又给了汉人趁虚而入的良机。
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说过，极权国家“很容易因一个人的过失而陷入严重危机，遭致毁灭”。但反过来说，正是汉武帝这种农耕文明千年难遇的异类雄主，才使偌大的中国仅凭他一人之智志，保持着不懈的进攻精神，用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方式在世界丛林中为中国赢来了大国尊严，使他的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那么几个开辉煌代之一！
十
远征大宛的成败，将决定着两个亚洲最强民族的命运，汉族输不起，武帝也输不起。在天子不惜倾国一战的决心之下，帝国的智囊团们经过详细的论证与计算，确定了远征军6万人的人数，这个人数可能是按后勤能力的极限值确定的。根据设想，6万大军需携带两年的物资才有成功的保障，这相当于一个10万人口的国家搬迁到一万里之外，且沿途主要是无人地带。
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疯狂。为挑战这个近似荒诞的任务，武帝不惜血本，组成了“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的庞大运输队，为部队“赍粮”，以及驮运充足的装备“兵弩甚设”。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征集完毕，一时闹得天下骚动。这么大的动静，不可能不惊醒蛰伏在大漠深处的匈奴人，一旦他们明白此次行动将引发的真正后果，那么恐慌并疯狂起来的匈奴人，将会把远征扼杀在汉人的家门口。
但武帝却比匈奴加倍的疯狂，他抢先调动西线的全部18万战略预备队，从今天内蒙沿河西走廊一线，东西几千里全线北进，深入匈奴腹地。汉军有的出塞挺进数百里，远的插入千余里，在对手的鼻子跟前挖地垒砖，从东向西构筑起一道连贯的新长城。这种霸气嚣张的高压举动，令匈奴人意外失措，神经紧绷，从而达成了声东击西的效果，保障了准备工作的安全。但这仍是一场与时间在赛跑，为了尽量缩短时间，汉武帝穷尽全国人力，甚至不惜祭起暴秦时代“七科谪”的政策以征集人手，所谓七科谪，就是专为军队从事贱役和苦力的七种社会人员，分别来自：有罪的官吏、杀人掠货的亡命徒、入赘的上门女婿、在籍的商人、曾做过商人的人、父母以及祖父母做过商人的人。
也就是说，为了这场汗血远征，几乎整个中国都忙碌了起来。源源不断的人力、畜力、物资从全国各地不远千里的先集中到长安。再向西经陇西，穿过整条河西走廊输送到玉门前线。仅这项工程本身就是一项浩大艰巨的远征。东起长安，西抵玉门，一路弥漫着滚滚黄尘，数以百万的人流、车流、畜流像络绎不绝的蝼蚁一样在延绵4000里的曲折道路上喧嚣着、蠕动着。蔚然壮观的场面，不禁令我们为汉代先辈们的伟大牺牲、为大汉武时代“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悲壮代价发出沉重的浩叹!能将如此惊人的各种社会力量、资源加以高效、集中的运用，也只有东方式的极权能做到这一点。但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消耗，又给疲软的西汉经济再一次重创，将社会的承受力推到临界点。
太初三年（前102年），李广利率领一支全新的远征军兵发玉门，再次向大宛进发。武帝还为李广利配备了一个强大的军官团，仅校尉一级将领即达50人，兵力虽仍以劳改犯为多数，但安排了一支精练、高效的“边骑”部队。边骑是汉朝的国防中坚力量。在过去，国家始终将“边骑”“车骑”“郡国兵”这些优质资源配置在对匈第一线，却驱赶着一群劳改犯去大杀四方。不同寻常的是，此次出征，队伍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负私从者”。这是个不妙的征候-------随着小农的大量破产，国家越来越依靠招募自愿人员解决兵源问题。
但此时的李广利，却底气十足、踌躇满志，此番鸟枪换炮，端的是兵强马壮，兵精粮足。尤其是十万头壮牛，每头就可以驮载100天的单兵口粮，也真难为桑弘羊这帮智囊的心血算计了。而水草肥茂的河西也帮了他的大忙，否则上哪弄这么多的牛群？一想到河西这肥区是霍去病打下来的，李广利更恨不得飞到大宛去建功立业了。
远征军浩浩荡荡，铁流滚滚，横穿白龙堆、罗布泊、火焰山，顺利走完了整个征程最艰苦的三千里无人带，但严重的考验又悄然来临-----驮牛死得差不多了。据王莽时代的将领严尤回忆，汉人在对匈战争中也大批使用驮牛，但限于水草缺乏和水土问题，再多的牛也活不过三个月，以至汉军的作战半径很难超过五十天。看来此番十万头牛的随军寿命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这就导致大量的粮食和装备只好抛掉。好在驮牛的牺牲，终于将汉军送到了丝路最安全的中段-----东起吐鲁番盆地，西到温宿（阿克苏西北）的两千里绿色走廊。葱岭以东几乎所有的富国都集中在此，目睹到汉军的强盛军容，吓坏了的“余粮大户”们谁也吃不起这个眼前亏，只得开城迎接，“以馅饼换和平”。因此，汉军迎来了远征途中最风光也最惬意的一段日子，主食无忧，牛羊不愁，要是吃腻了还有湖边的野鸭、鸟蛋，河里的肥鱼等野味换换口味。
可惜，这美好的旅途却被一个不知死活的国家给打断了。
“至仑头，仑头不下”，意外碰上硬钉子，汉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攻数日，屠之”。这是一次干净彻底的屠杀，当一切都沉寂下来之后，一个活生生的国度从此沦落为纯粹的地理名词，永久消失在西域史上。直到今天，维吾尔牧人仍将轮台称作灰烬之城。
在汉与西域的冲突史上，这是唯一一次给一个国家执行死刑，李广利们何以下此狠手呢？
尽管今天的我们习惯于将轮台想像成一个丝路小国，但是，当记忆的碎片被还原之后，我们会惊奇的发现李广利屠掉了一个多么大的国家。《史记》曾载，如果汉朝不再征伐大宛，则将导致“乌孙、仑头易苦汉使”。这从侧面证明，轮台在葱岭以东的影响之大，仅次于乌孙。从自然条件来讲也证明着这一点，史称轮台“土地肥饶”、“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本来从博斯腾湖到温宿这一段是丝路上首屈一指的肥地，而轮台却占着其中最肥的那块，丰富的食品，无疑会养活大量的人口，从相邻的龟兹、焉耆等国无不人烟众盛来看，轮台的人口也无疑会多得多。因田多地广，连南道的一些小国也投奔到它麾下，靠着寄种轮台的良田交租过活，不仅能养活一国的老小，而且过得还比别人好。像扜弥王国，养活了三四万人口，比于阗、莎车这些南道的大国的人口还多。有意思的是，匈奴人也曾看中了这段肥地，专门设立了“僮仆都尉”以便“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但都尉地址却“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而不敢设在富强的轮台、龟兹一带。
看来轮台的实力，到了匈奴也有所顾忌的地步。
历史上，葱岭以东的第一号大国是龟兹，但轮台盛时，龟兹却只是默默无闻的老二，轮台灭亡之后方才“突然崛起”。尽管西汉时期的龟兹已足够大，人口已达八万，另有军队二万。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因为《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环塔里木盆地一共20个国家的总人口也不过162420人。如此大国，司马迁在《史记》上竟对之一字不提，可以推想轮台有多大了。正因如此，做为丝路一霸，轮台对汉朝的姿态非常强硬，这就不难解释当所有国家都在李广利的大军面前变踞为恭，采取合作态度时，轮台仍不肯放下丝路霸主的架子，顽固的对抗汉军。
无论如何，一个富于活力、可能有10万人口的国家就此彻底毁灭，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损失与遗憾。体现了汉军的残暴，而这恰是囚犯当兵的必然恶果。
元鼎六年（前111）汉朝以巴蜀罪人灭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
元封六年（前105）“天子赦京师亡命，令从军”击昆明，又“斩首虏数万人而去”，而《资治通鉴》更称他们“斩首数十万”
本来素质低下、纪律缺失的部队就容易失控。而李广利为了保障远征的士气，也不得不放任这种暴行，用烧杀抢掠来提振部队的士气。不难想像，在这群亡命之徒的屠刀下，轮台何以灭亡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连遗民都没有留下。
轮台的突然消失，为丝路的地缘政治带来了变局，龟兹迫不及待的出来抢食轮台的政治遗产，强迫扜弥向它纳质臣服，又酿成了后来的“太子事件”。这在后面李广利凯旋班师时还会介绍。
十一
下一站是龟兹，又是个富得流油的大块头，汉军别提多痛快了。可李广利却未必痛快，因为龟兹往后，路会越来越艰苦，沿途国小民稀，汉军还是逃不过饿死鬼的命。对此，李广利他们可能不得不兵分两路，一部自轮台、龟兹循克里雅河南下，横穿塔里木盆地，直抵南道，然后南北两道兵团在疏勒集合，再一起翻越葱岭。这虽是个人推测，但此种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一路从扜弥、于阗、莎车三个大国过身，可较多获得补给，减轻北道军队的压力。这也符合《史记》所说“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的精神，后来李广利选择这条路线回师，说明这一做法相当成功。而轮台的惨灭，震动了整个西域世界，大伙知道原来老虎真的要吃人的，因此汉军不论走南道还是北道，均一路平行而过，未遇任何抵抗。
据新疆西部的地理形貌，北道的汉军主力过了龟兹、姑墨之后，就是温宿，这里也有一大片湖泊，汉军又能人欢马叫一阵。但越往后人烟越稀少，一望无垠的戈壁、丘陵再度忠实的与汉军相伴。汉军缺吃少穿，饥饿与伤病减员在所难免，路上仅经过少许袖珍小国，最大的是尉头国（巴楚）人口不过二千多，根本没有补给能力。大家只能强打精神，沿着叶尔羌河等河流向西，在无数个饥寒痛苦的日落日出中一直熬到了疏勒。
疏勒就是今天的喀什，当时人口不到2万，但座落在南北两道的交汇之处，“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因此是一个热闹繁忙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汉书》称其国中“有市列”，就是一个明证。而且据认为疏勒人是中亚粟特soghd的别译，粟特人，学术界认为就是西方人当时认为的中国人即红发蓝眼的“赛里斯人”原型。他们是东西方公认的善于经商的民族。想必商业繁荣的疏勒汇集着各地的商队、使团，以及寻生活的人们，汉军可以轻易招募到向导，当然，也会被潜藏的大宛密探盯住。而满街的店铺、货栈中的货物，尤其是粮食、皮衣、毛毯、药材都成了汉军的，只是军中急需的驮畜难以筹集。虽然没有史料记载，但疲惫已极的汉军必定在此好好的休整一番，一边等待掉队的部队，一边为最后的挑战-----跨越葱岭作准备。
今天看来，李广利很可能没走上次的老路，而选择了一个葱岭西面的山口进入大宛，过程相对顺利，据说所经之处“山雪不积”。所以刚到大宛边界就发生了“宛兵迎击汉兵”的战事，而不是一头就碰上顽石般的郁成。但此时回头再点一遍人数可能会吓一跳，汉军竟只剩下三万人！
两征大宛来回四趟，偏偏此次保障最充分、行程最顺利的进军，却创下了减员的最高纪录，高达3万之巨，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若说全是饿死、病死显然不可能。本来这支汉军就以劳改犯为主流，其家多在汉武帝的暴政中家破人亡，对故国多有怨恨、恐惧。何况万里跋涉，凶多吉少，士兵们大量掉队、逃散是意料之中的事。西汉时期，士兵逃亡国外非常普遍，仅是遥远的大宛，《史记》就提到两次，“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闻宛城中新得汉人”，虽是零星片段，却反映出一种普遍现像。直到汉元帝时，这种现像仍有增无减。当时官员曾上书反应：“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盗贼荣黯,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也就是说，越境外逃的汉人，大致三类：
1、以往投奔匈奴或被俘士兵的亲属。
2、沿边居民或奴婢
3、“盗贼”、“群辈犯法”之徒
由此可见，在底层汉人眼里，落后的匈奴居然也算乐土，那么“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的西域国家，就更是逃亡的好去处了。这里地广人稀，不愁无田。再说，有点手艺、技能的汉人，在落后地区是非常吃香的。在那儿，他们不再是卑贱的犯人、不必一辈子抬不起头或担惊受怕，尽可打工种田，贾贩经商、传授技艺，娶妻生子，快快乐乐活了此一生，何必去当兵杀人？何况，攻陷轮台之后难免有大批汉兵产生饱掠思颺的念头，捞了一把趁机开溜。当然，以上都是一些分析推断。
不知是被上次的胜利所鼓舞，还是被轮台的下场激起了恐慌，上次连援救郁成也没胆的大宛人，此次竟敢站在家门口摆出堂堂之阵迎敌。而且，很可能出动了倾国之兵，从宛人对汉军行动的准确掌握来看，他们必定全力以赴。据史载，大宛衰落之后仍有6万之众的兵力，那么眼下李广利面对的宛兵肯定还要多得多。
大宛的军队，是一种希腊与传统游牧战士混合型的部队，骑兵的主力为塞人，即西方史上著名的，曾让亚历山大吃尽苦头的斯基泰人。借用希罗多德的记载和汉代画像砖的描绘，塞人骑兵头戴着传统的配有双护耳的尖顶高帽，使用弓箭、投掷用的短矛，以及战斧。他们自居鲁士时代起，战斗力就已名震欧亚。是波斯帝国的精锐核心，论嫡系，仅次于波斯人和米底人，论战斗力则冠于全军，当年希波战争，和希腊城邦联军们拼得最狠的就是他们。宛军步兵则受希腊影响，可能已经方阵化、重装化，戴着希腊式头盔或伊蓝人传统的毡帽，装备着短矛、藤弓和可能用芦苇杆制成的箭支。比起矮小的黄种敌人，他们身材高大，体格魁梧。他们的战马比所有敌手都跑得快，他们人数众多，士气高昂，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他们这一边。
而此时的大汉远征军，却饥肠膔臕，由于刚刚翻越葱岭，正体质虚弱，疲惫不堪。但汉军却毫不惧怕--------比起活活饿死、病死、掉队失踪的可怕，眼前的对手简直太让他们有安全感了。只要把大杀器一摆出来，神马都是浮云。
这个大杀器就是：弩
弩是一种强化的弓，经过机械改装后，杀伤力呈几何倍数飚升，射程远到六百到一千步。其关键部位是弩机，相当于步枪的撞针与扳机，而且还有瞄准器，当时叫“望山”。经过时代的演进，西汉弩的瞄准器已刻有刻度，相当于步枪上的表尺，可按目标远近灵活的调整射程和发射角度。与弩配套的箭支也工艺先进，箭头根据力学原理设计成三棱型或四棱型，轮廓与今天的子弹头相似，箭头各个弧面的长度、距离几乎完全相同，可以最大限度减小空气阻力。箭杆则多用竹子或榆木制成，轻便坚韧，尾部装三条尾羽，以稳定弹道。因而射出去又稳又狠。士兵操作时，先手拉望山，带动弩机的“牙”上升，将弦挂在牙上，装箭于弩臂的槽内，然后瞄准、射击。操作像步枪一样简便。因此即使是新手，只要经过很短的训练就可以安全而轻易的杀伤久经沙场的老兵。汉匈战斗中，几千名持弩汉兵，就可轻易遏制数万名匈奴骑兵的凶猛冲击，甚至以零伤亡代价射杀对手几千人。
这种交手是如此的不公平，以至武帝的丞相公孙弘曾上书请求“民不得挟弓弩”，因为“十贼张弩，百吏不敢前”。
可以说，弩的问世，让全世界军队的盾牌就像纸糊的一样，从而将战争的方式、艺术引领到一个新的高度。它意味着两千年前的冷兵器时代，中国军队已是一支远程重火力部队。战争的胜负已不再完全取决于人数、战斗技能、防护的精良，甚至骑兵强大的冲击力，而取决于一瞬间所能投射出的“火力值”。面对新式的汉朝射击型步兵，不论是匈奴、塞人骑兵旋风般的快速突击，还是希腊、罗马或马其顿式的步兵方阵只能甘拜下风。正如西方人在《全球通史》中所断言的那样，中国的弩是当时一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武器。
现在，李广利正指挥汉军整齐的按交替队形排列，按统一的动作摆弄大杀器。为了腾出运力装载这些宝贵的箭支，汉军不得不忍饥挨饿，牺牲了许许多多战友的生命。战士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将一枝枝复仇之箭枝嵌入弩匣，等待着猎物的靠近。鸦片战争中，三千蒙古骑兵曾被七百名英法联军的步枪齐射打得“如墙之颓，纷纷由马上颠陨”。可想而知，面对排山倒海般冲过来的大宛军队，成千上万的汉兵扣动弩机之后，那种场面将是何等令人惊心动魄。
遗憾的是，这样一场古代史上罕见的中西军队的碰撞，一场可能有近10万人参加的大会战 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却寥寥几笔做了打发：“汉兵射败之，宛走入保乘其城。”
这简直是逼着我挪用柏杨先生的一段话:
“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史书上只寥寥数行，反而不如一个儒家学派知识分子的一件酸溜溜的屁事占的篇幅要多。多少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事迹，被迂腐的跟没有原则的反战思想埋没。这是中华文化遗产中，最严重的缺失，不但不公平，也不道德，严重地影响整个民族的气质。中国史书之不能射出万丈光芒，中华人之孱弱退守，原因在此。”
当然，对于司马迁来说也不尽然，以他老人家对李广的一往深情和生动笔墨如若能挥洒在这场战役中，恐怕真的会让文字生动得从纸上蹦起来。可惜的是，这次战役的主角不是李广而是李广利。
大宛人则很好的体会了什么叫“非接触打击”，永久性丧失了跟汉兵对阵的勇气-----被射得跟刺猬一般，却连人家的毛都够不到，这也太打击人了嘛！这一仗也给那些作壁上观的邻居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尤其是乌孙人和康居人，让他们领教到什么叫代差，什么是非对称交手，以他们的斤两有没有和大汉玩决战的资格。
十二
奥巴马胜选了，而李广利也终于赢到了他军事生涯的第一场胜利。难得的是，轻松漂亮的大捷之后，他并未被冲昏头脑，依然保持着身为将帅所必要的冷静。按原计划，汉军本应先攻郁成，但一场意外的决战已打垮了宛人的主力，正宜趁胜追击，如果再按原计划先打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于是“乃先至宛”。
汉军直捣王城，深入到费尔干纳盆地的核心----大宛最肥水的腹部。与龟兹、轮台、疏勒这些葱岭东边的西域“大国”相比，大宛才是真的富。河流、溪水从四周的山上潺潺而下，灌溉着盆地中央的绿洲，滋养了稠密的人口，繁盛的城镇。有不同史料描述费尔干纳一带“土地平敞，多果实，出好犬良马”，想必当时汉军来到的端的是稻麦滚滚，牛马成群，土产丰饶的好地方，果林里到处挂满了谙罗果、香枣，葡萄园紫的翠的葱葱笼笼一望无边。发达的灌溉农业带来了充足的剩余食品，故而大宛社会“俗嗜酒”，汉军将士惊讶的发现许多财主们竟然“藏酒至万馀石”。而且比起整天吃葱、韮的疏勒人来，大宛人吃的更营养和清淡，“食多饼麦”。宛人的穿着和西域等国大同小异，多是羊皮或叠袄，不同的是男女都一律穿靴子，且女人少男人多，女性大概是被大宛男人们宠坏了，连浓妆都懒得画，只以青黛涂眼而已。
更稀奇的是，在街市上或阔佬们的家里，汉兵经常发现好多产自汉地的丝绸锦缎、铜镜和五铢钱。尤其是汉式的铜镜，被上流社会当成宝贝似的，仿制品到处都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有意思的是，这儿的人不拿中国的五铢钱当钱，却用来制成各种精致的小饰品，尤其在贵妇人中间这样做会显得颇为时髦。
与足吃饱掠兼公费旅游的汉军不同，大宛人可真是叫苦连天了，眼睁睁看着不素之客闯入自己的乐园，尽情胡作非为却束手无策。
大宛首都叫贵山城，位于今乌兹别克的卡赛散市，处于纳伦河与几条小河的交汇处。
参照大夏故地的希腊城市遗址，作为“大夏之属”的大宛，其贵山城必定也是一座相当壮丽、设计得很有规划的希腊风格的城市。近年的考古成果也证明，贵山城面积广阔，内外环绕着三道城墙，外城厚约4米，内城更厚达5米，底部为夯筑，上部则用土砖砌成。城墙上筑有密集的塔楼、望楼，互相门道相接-------这与大夏的希腊城市式样一致，后者的城墙上每隔17米就设有一座望楼。
而大宛在设计上还要细密，城内还有另有相对独立的要塞、城堡，环护着大宛的王宫、议会。城外有护城濠，纳伦河等多条河流环城而过，地下铺设着通向城内的供水系统，设施由砖砌成，剖面呈拱形走廊，将水流引入城内的地下室，经过专门的过滤池过滤后，才供居民使用。很可能出于这套完备、讲究的供水系统，大宛居民没有打井汲水的习惯。这一点引起了汉人的注意，此次远征，武帝特意派出两名水利工程师随军来到城下，“决其水源，移之”，断绝了城中的河水供应。至此，连不爽李广利的司马迁也认为大宛人应该被难住了-------“则宛固已忧困” 。
奇怪的是，随后的战斗中，大宛人竟坚持了四十多天之久，这不像是断水后应有的状态。而且，按记载，失败后的宛人是在贵山城交出天马的，看来在汉军到来之前，宛人已将贰师城的马群转移进贵山，作了周到的战备工作。城内必聚集了大量的人畜，竟未爆发严重的水荒，这也难怪李广利们会犯嘀咕，“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怀疑是不是有汉人反水过去教大宛人打井。今天的考古队在费尔干纳的城市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大型蓄水池，不知是不是这众多的水池让大宛人渡过了难关。以常理度之，大宛是一个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国度，他们必然不会在水的问题上被人轻易卡住脖子，自有一套应对之策。
但不论有水没水，事前认为“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的汉人，竟这么久不能破城，看来贵山城相当大，用三万兵围攻都颇为吃力。汉军又以劳改犯为主，要么是边骑、属国骑，这些人都只擅长野战而不擅攻城，以至如此。好在富贵的王城对汉军产生的诱惑太强烈了，几番猛攻，终于打开缺口，“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
让人困惑的是，所谓“外城坏”究竟是简单的指汉军攻破外城呢，还是外城被打坏、打塌后，让汉军冲进去的呢?
看看史书上一些所谓“城坏”的例子：
鹊上城之垝，巢於高榆之颠，城坏巢折，陵风而起-----《庄子》
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 齐人走，争涂。——《史记·田单列传》.
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还有一条：“堕坏城郭,决通穿防,夷去险阻”。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认为：“坏，坼也”
栾布自破齐还，乃并兵引水灌赵城。赵城坏，赵王自杀，邯郸遂降------- 《史记 楚元王世家》
上庸地震，城坏-----------《汉书》
“会霖雨，城坏”------------《晋记》
看来所谓“城坏”，多指城墙本身被破坏的意思，而不是泛指克城。这里问题又来了，汉军是用了什么办法，打坏了大宛的外城呢？
那个时代，罗马人喜欢用“弩炮”破坏城墙，弩炮就是一种发石机械。而《汉书。甘延寿》传中，亦曾有“投石拔距，绝於等伦”的记载。据唐人颜师古看来，这“投石”当是指《范蠡兵法》里用机械发射的飞石，“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然而，在两汉无数攻城战中，我们却没有看到飞石破城的例子。相反，冲车才是汉人攻城器械的主角。像代表性的昆阳大战，王莽军“围城数重，或为冲车以撞城，为云车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而汉景帝的阳陵中，发掘出的攻城器材也是冲车。因此，打破贵山外城的应该不是飞石，而且，以这种十二斤的飞石，要打破厚达4米的城墙恐怕不那么容易。
而关于冲车又有两说，一说是用来撞击城门的车载巨木，一说是敲击城墙的破城槌。究竟是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不论哪种，汉军是肯定不会将这种笨东西从万里之外运到大宛城下的，只能临时就地取材的制造。这就难免耗时费力，质量还不一定过关，这恐怕也是打个外城就花了四十多天的原因之一。
十三
随着缺口的打开，身穿皮甲的汉军们冒着横飞的箭石蜂涌漫过城濠，从突破口冲入城内（顺势发挥一下）。然而，以平庸将领指挥的低素质远征军，尽管有先进的武器，要想一举攻破大宛首都，仍是不易的。当时的大宛，正处在国家历史上的极盛期，举国拼死一斗，迸发出的力量还是很强的。从史料上分析，汉军进入到城内巷战，无疑面临陌生、狭小的复杂环境，弩箭的优势很难发挥，倒是身材高大的宛人很适合这种短兵相接的近战，汉兵一边要向纵深突入，一边还要沿着突破口拿下一段段城墙，攻破一座座长方形的高大坚固的望楼（这些望楼可能高过城墙十米），可想而知，每前进一步都会是艰苦的。一时城内城外到处弥漫着剧烈的厮杀声、金属的撞击声、惨叫声惊心动魄，到处浓烟滚滚。（顺势发挥）。
好在钢制兵器终于帮助汉军占了上风。中原先进的冶金水平，使汉产兵器异常锋利坚韧，以至战场上“胡兵五而当汉兵一”，宛人终究抵挡不住，败下阵来，汉兵“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值得注意的是煎靡的名字，要知道，乌孙国王、贵族的名字结尾，都加个“靡”字。据学者研究，这是操印欧语的塞种人的词汇习惯，而大宛土著也是塞人。从身份上看，煎靡既是贵人，又是勇将，身份显赫，在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他的被俘导致宛人士气崩溃，“大恐，走入中城”，看来大宛的国防支柱确实是塞人。
遗憾的是，汉军攻入外城后没有乘乱再进一步拿下中城，却急不可耐的对城内进行了不分青红皂白的的疯狂屠杀，这无疑与李广利指挥经验欠缺，组织能力差，军纪不严有关。而纵情屠掠，也是军中“恶少年”们的老本行了。战斗中真正表现勇敢的，可能是来自民间的志愿兵，即“负私从者”，后来武帝对他们格外嘉奖，使之“官过其望”，必与破城战斗有关。
此刻，大宛已被逼到了绝境，尽管中城已被加筑得非常坚厚，但目睹外城正在重演轮台之屠的大戏，惨状令城内所有幸存者人心惶惶，失败主义像瘟疫一样弥漫，全城上下到处是末日将临的绝望气氛。高层也开始动摇，谁也不知道还能撑几天。为了求生，大宛的贵族们私下开会，“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今杀王毋寡而出善马，汉兵宜解”，为了保命，竟出卖自己的国王去做替罪羊，这一提议，竟然“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其王毋寡”。一场弑君案上演了，却未引起变乱或王族的反击，看来大宛上层确实是“贵人政治”，一手遮天。
随后，贵人议会推选代表跑到汉营服软，交上宛王人头，摆出了两个供选方案：要么请停止进攻，“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要么“我尽杀善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请你们慎重考虑，何去何从？
亡国在即，宛人的嘴巴还挺硬，明明是求和，却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对来犯者的心理把握得相当准确，足见大宛贵族还是有能人的。其实所谓“康居之救”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康居作为游牧民族，与城居文明的大宛必然存在相当深厚的商业利益，且控弦之士多达八九万，与宛军相加无虑十多万人，但面对孤军深入的三万汉军，却“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这并不奇怪，连匈奴都不敢截击汉军，何况康居这种二流国家？
按理说，一方主动求和，会使另一方更有底气，乘机追加更苛刻的条件。遗憾的是，胜利在望的汉军领导层却一副底气不足的样子，对大宛开出的条件，竟“军吏皆以为然”，一点不讨价，全盘接受。李广利们的顾虑是“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何况“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扼要的说，这些顾虑都在指向一个问题：汉军没有速克中城的信心。
亚历山大可以横扫欧亚，从爱琴海打到印度，难道我们堂堂大汉，竟拿不下一个小小的贵山城？看来当时汉军处境不妙。
首先，汉军远道而来，缺乏攻城器械，全靠蚁附登城似的硬攻。而大宛的中城尤其坚固险要，结合考古资料分析，城内有许多山包，地势较高，内城可能类于希腊城邦的卫城，且设有棱堡，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汉军难以仰攻，拖延下去变成持久战，消耗战，一旦外邻来救，后果不堪设想。何况武帝一再给乌孙打招呼促其援汉，但乌孙娶汉朝女人很起劲，要做事了却出工不出力，只派二千骑兵在边界摆个造型，“持两端”，不动作。另外气候也是个问题，汉军是于太初四年（前101年）春季回到本土的记载看，当时攻宛应该正处夏季或夏秋之交，越往后拖天气越冷，汉军是没有勇气拖到冬天回国的。因此，做为客军，他们经不起闪失，冒险将招致毁灭性结果。
我们无法苛责李广利太多，毕竟，“倡优”出身的他真的勉为其难，不是畏于妹夫的皇威，他也未必想干这表面光鲜的危险差事。而眼下，他又在一个相同的地方犯下了相同的错误-----几名残兵跑到大营报告了一个噩耗：又一支汉军被郁成这个仇家给袭击了，而且全军覆没。
十四
早在出征前，鉴于丝路国家负担能力有限，李广利特意将6万大军分成几路，主力走北道，其他的或走南道，或做为后继分队出关。其中校尉王申生和前鸿胪壶充国被分在一路，取道“别至郁成”。壶充国曾以副使身份出使西南夷，正使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因此沾了光，后来升任外交部长---大鸿胪。又不知何因丢了官，这在汉武帝时代很正常，但凡做高官的没几个善终。好在此番远征大宛，他又有了升迁机会，和王申生分在了同一组。
所谓“别至郁成”，应是指他们出葱岭的路线与李广利大军相异，很可能走的是李广利第一次出征的那条山路，即直抵郁成的那条道，当他们拖拖拉拉的赶到郁成时，大部队已在如火如荼的围攻贵山城，王申生仗着相距不远，一行人仍在郁成城外扎营。
王申生知道李广利行踪，李广利不可能不知道王申生在哪，此时王部经过长途跋涉早已大伤元气，仅剩千余人，而郁成却是个虎视眈眈的小老虎。王部疲惫不堪，郁成却以逸待劳。何况有了上次的教训，李广利理应查觉到这支孤军的危险处境，然而却不知为何麻痹大意，可能以为大宛都要投降了，小小郁成何敢造次？既不派兵援救，也不让王部靠拢，任他们在虎口歇下脚。
关于接下来的悲剧，《史记》与《汉书》又有不同记载。
《史记》言：“郁成城守，不肯给食其军”，王申生“责郁成”而郁成却“窥知申生军日少”，于是“晨用三千人攻，戮杀申生等”
《汉书》则说，郁成拒绝供食后，王申生“攻郁成急”，而“郁成窥知申生军少”，才进破申生军。
二者说法存在出入，也许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回忆。但个人认为《史记》可能说得更准确些。毕竟李广利率兵几千人都被郁成打得一头包，他王申生何德何能敢用一千人攻城？何况这点人数，郁成很容易摸清，迫于李广利大军很近，他们没有盲目轻动，而是耐心的等待时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疲惫不堪的王部因饥饿或逃亡而致“申生军日少”。才动了一逞之心。
从战役角度上讲，郁成人在进攻时机的选择、战斗组织过程、达成的效果上都堪称完美，仅用一个早上就打垮了汉军。为了抢在汉军发觉之前，一群群尖顶帽子的，长得鹰鼻碧眼、窄额高颧的塞人骑手，借助未散的晨雾风驰电掣似的冲了出来，飞一般席卷了小小的汉军营盘，虚弱的汉兵措手不及，许多还沉睡未起，弩箭来不及上匣，剽悍凶猛的塞人战斧就招呼到头上了，汉军霎时“军破”。郁成人把这场胜利当成了他们的末日狂欢，为了报复贵山城的惨剧，塞人武士对身陷囹圄的这支孤军斩尽杀绝，连失去抵抗力的伤病员也不放过。王申生、壶充国逃跑不及皆死于乱军之中，幸存汉兵像羊群一样遭到老练的塞人骑士围猎般的狩杀，塞人的复合弓大显身手，这种用马的鬃毛或肌腱做弦的强力弓虽不如汉人的弩箭威力大，但四百步远的射程远远胜过匈奴弓箭的威力，只要被猎手们瞄准的猎物，没有谁能逃脱……很快，整支远征队被干净的歼灭，汉兵仅“数人脱亡，走贰师”，败得非常惨。这已是郁成欠下汉朝的第三笔血债了。
这边李广利已与大宛正式休战，双方正忙着兑现履约事宜。大宛“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对此，汉武帝早就专门派了“习马者”随军而来，他们熟练的从马群中“取其善马数十匹”。这些珍贵的马种无疑就是传说中神秘的汗血天马，它们在归途中受到了重点保护与照料，尽管汉军蒙受了三分这二的减员率，但据汉人刘向的透露，最后活着送到长安的汗血马仍有三十匹，没受什么损失。-------当然，这不过是一个昂贵的、体现帝王意志不可违背的像征物，做给别人看的。武帝付出如此代价，岂是真的为这几头牲口？
另外，习马者又领走“中马以下牡牝三千馀匹”------这些马虽不入帝王法眼，但对底层士兵却至关重要。万里东归，驮畜的多少直接关系着他们生命的长短，因此宛城的马匹只要不是瘸腿的、老病的，基本上照单全收了。
按约定，大宛还得交出大量食物“多出食食给汉军”------这是最有诱惑力的休战条件，否则汉军就是回去也得饿死在路上。仅大宛中城和内城的食物就可供三万汉军所需，大宛确实是够富的。但这仅是最基本的停战条件，汉军士兵特别是李广利等一行高官们个人并没得到实际好处，好歹来回奔波四年，也不能白跑一趟吧。因此，大宛交出来的东西，远比司马迁记载的多，他们被迫拿出大量的珍宝器物作赔款，“效其器物”，史称“珍怪之物毕陈于阙”。以贿赂汉军的贪欲，不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怎么打消汉兵们“终不得入中城”的遗憾？李广利自然是宝货的最大受益者，以致汉武帝后来并未给他额外的物质赏赐。
但李广利并未私而忘公，他又附加了一个要求：谁来做大宛国王必须由汉军来决定。于是他替汉朝“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尽管昧蔡在大宛没有一点政治基础，纯粹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但大宛贵族们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侮辱性的要求-----大汉的天威已不容他们再讨价还价了。一年后，借着清算战祸责任的由头，宛贵人发动政变，杀了昧蔡，改立原国王毋寡之弟曰蝉封为宛王。因此又少不了跑到汉廷哭哭啼啼赔一番小心，诚惶诚恐的将新王的亲儿子送来做人质，并每年贡献天马二匹。
从此一直到唐代，大宛始终是一个对中原非常驯顺的中亚国家，双方的友好关系保持了近千年。但大宛从此也一蹶不振，国势滑落得非常快，一个几十万人口的中亚大国，被只有1万多人口的小小莎车欺负得不行，交税纳贡不说，后来干脆沦为人家的属国。最后还是仰仗汉朝出面，才免于受欺凌的命运。当然，这是后话了。
此次征宛之战，汉军虽未入贵山中城，但从战争目的而言，都已圆满达到。从伐交的角度上审视，分寸也把握得相当好，于是李广利“与盟而罢兵”。当王申生的几个残兵九死一生的跑到大营时，一些汉军可能已在骆驼上捆载行李，急切的准备回国了。
十五
也许是鉴于乱哄哄的移交工作还未结束，李广利没有亲自出马，而“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史书没说这支汉军有多少人，但鉴于上官桀的后台是汉武帝本人，他带去的必是远征军的精锐。
上官桀，上邽人（甘肃天水），少为羽林期门郎，年纪轻轻就是皇帝的亲近卫士。他的飞黄腾达缘于汉武帝一次去甘泉宫的路上，当时遇到大风，天子的马车走不动，武帝命令将沉重的外车盖卸下来，却让上官桀一人扛着，上官桀力大无比，一路走来居然没事人似的，颇出了一番风头。因此升为未央厩令。但急功近利的上官桀看不上这个弼马温差事，玩忽职守，连食也懒得喂，让汉武帝撞见了。当时武帝又恰好久病初愈，看到马匹瘦得不成样子，勃然大怒：“你以为我再也见不到这些马了吗？”。吓得上官桀赶紧跪下，一脸悲伤的说“听说您病了，所以我实在无心养马”，说完还挤出几滴泪来。大概是演技高超，居然真的骗过了精明的汉武帝，从此引为亲信。
据《汉书》记载，上官桀与李陵居然也有不错的私交，武帝逝后，他还特地写信给身陷匈奴的老朋友，好言好语劝李陵归汉,看来上官桀也个是弓马娴熟的高手，因此二人深交。今个上官桀出现在大宛，表面上是派来熬资历的，其实无疑是替武帝充当眼线，监督李广利------高度信任的背后，永远是高度警惕，历代雄主概莫能外。尽管史料没有明说，但上官桀与李广利不对付的可能性很大。一来上官桀这个人向来胆大妄为，目中无人。二来李广利不可能喜欢身边总有个盯睄的。大军归国后，上官桀被调离军队，从此再未随李广利出征，本来因功被授予“少府”的肥缺，还莫名其妙“以年老，免”了。这肯定与二人此次不愉快的合作有关。个中奥妙，从李广利败落之后，上官桀才重受武帝重用也可见一斑。
郁成这个山芋有多烫手，李广利心知肚明，正好顺水推舟给了上官桀。上官桀没有推辞，历史证明，尽管他是个人品毫无底线的坏胚，却是个狠角色，有胆量、有手段。战斗过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场复仇之战在他指挥下打得酣畅淋漓，以至司马迁仅用了三个字就算带过：“破郁成”。《汉书》则说“破郁成，郁成降”。也不知道上官桀用了什么手段，干净利落的铲除了这个硬钉子。“郁成，汉所毒也”，尽管战败投降了，但深谙皇上心理的上官桀绝不会手软，可能报复得太过彻底，以至历代史书几乎就没再提过郁成的名字。美中不足的是，汉军血洗得太嗨，却漏了郁成王这个首恶，让他跑康居去了。
这是个大漏子。
郁成王一屠汉使，两败汉军，是挑起此次战争的元凶之一，他逃脱惩罚，不仅使征宛胜利大为减色，还为汉朝的西域经略埋下深重隐患。但康居的兵力比大宛强得多，又是亲匈派，还是郁成的靠山。真恼了康居，呼啦啦几万骑兵打过来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情况就更复杂了，不仅已经走在凯旋路上的李广利很难收场，他上官桀首先得吃不了兜着走。
可上官桀是何等人？武帝逝后，他就敢串通燕王谋废武帝指定的继承人汉昭帝，并打算事成后连燕王也一并干掉，由他上官桀自已当天子坐天下。其胆大包天简直就是一朵奇葩，小小康居算个什么？上官桀一不做二不休，竟一马当先的率军杀入康居，打上门去要人，一副不斩尽杀绝不罢休的派头。
康居地域辽阔，王城卑阗远在锡尔河上游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属下还有五部，每部一个小王，这些小王都有自己的王城，都在今天乌兹别克境内，居大宛之西。郁成王究竟逃到康居哪块区域，史无明载，只说他逃得相当远，以至上官桀不得不冒险深入。从地理上分析，他极可能直奔康居王城，一来那是康居力量最强之处，二来投奔五部得绕过大宛，费时费力。但康居王却被气势汹汹的上官桀给震住了，犯强汉者，怎么着来着？-------大宛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为免引火烧身，只好悻悻交出郁成王。然而，对于上官桀而言，绝非万事大吉，汉军悬师深入，后无援兵，难保康居王不是缓兵之计，万一集结各部兵马，从后面干汉军一下子，也许今生就回不到长安了。上官桀确实是个人才，初次带兵，却尤如老将，他选出四个骑士先押着郁成王去追赶千里之外的李广利大部队，自己留下来断后，最终有条不紊的将部队带出险境，为这场远征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一个人不管有多坏，功是功过是过，至少这件事上，上官桀用机智与勇敢维护了中国的尊严，那时的他是位值得赞颂的英雄。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四个骑士押着重犯孤身走在茫茫翰海，不免害怕，“欲杀”郁成王省得夜长梦多，却“莫敢先击”。最后还是年龄最小的赵弟“拔剑击之，斩郁成王”，持头交给了李广利。赵弟没想到，他这年少气盛的一剑，砍出了多大富贵。事后回朝，竟受封“新畤侯”，成为军中李广利之外仅有的封侯功臣。连他的上司上官桀都没享受到这份荣耀。
巧的是，赵弟也是上邽人，莫非上邽人都天生的大胆？
李广利的汗血远征，从政治、外交角度上讲，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此行屠轮台、诛大宛、灭郁成，扬大汉天威于葱岭内外。史称“西域震惧”，各国把汉朝当成新的主人，纷纷大开城门，带着粮食牛羊迎接汉军，印欧人种的王室贵族们纷纷将自己的孩子交给汉军做人质，让他们去长安见大世面去。
出人意料的是，此次李广利却没有从传统的北道这条老路归国，而是意外的选择了南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十六
李广利还军走南道这事儿，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在其大宛、李广利的传记中皆无载。倒是《汉书。西域传》在扯汉宣帝时代的事时，提到一句“李广利击大宛,还军过扜弥”。前边说过，扜弥处在南道偏北的位置、横穿塔克拉马干大沙漠的克里雅河边。李广利打扜弥过身，说明汉军东归路线有两种可能。
1，先走北道，抵龟兹后，沿克里雅河南下经扜弥底达南道，再从南道的于阗、且末、若羌入阳关归国。
2，先走南道，然后自于阗沿克里雅河北上经扜弥到达北道的龟兹，再从北道归国。（《汉书》说龟兹“西南与杅弥”接，证实了两地可通）
两相比较，选择是2。
汉军不可能走南道后段，即于阗---且末---若羌，这一线环境恶劣，“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且长达3000多汉里，沿路国少民稀，像且末，人口才一千余人。600年后北魏名僧宋云曾路过此地，仍见这里“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而田。”，比北道的龟兹、车师条件差得不止天上地下。
所以，汉军回去路线是：南道西段----克里雅河-----北道东段-----玉门关。这条路线虽比一直走北道多费周折，路程长出不少，但可以最大限度避开荒凉的无人区，基本将人烟稠密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很可能部队上次吃了大亏，所以吸取教训。而且，也与回军时的气候有关，冬季的北道比南道要寒冷十度以上。恰是这次从扜弥过身，使汉军意外发现扜弥竟然“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这从侧面佐证了扜弥以前是轮台的属国。
1，李广利远征四次经过龟兹，为何到最后一次才发现扜弥从属于龟兹？这只能说明是轮台被屠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2，汉朝后来为何选派赖丹去轮台故地屯田？这不正好说明扜弥以前一直寄田于轮台，赖丹熟悉当地情况吗。
然而，征服大宛的胜利，使汉朝几乎一夜间成了西域世界的唯一共主，正所谓“日月所照，皆是汉土” ，岂容他人作威作福？因而李广利立即严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吓得龟兹赶紧放人，赖丹则随李广利到了长安。有了这次教训，龟兹后来长期服从汉的权威，并迅速被汉文化征服，发展到王家的衣服制度、宫殿式样、宫廷礼仪全部山寨汉朝的，以至被西域之人讥笑，弄出个“非驴非马”的成语来。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史载，征宛之后，汉在轮台、渠犁各派数百汉兵屯田，以“给使外国者”。可能早在李广利屠轮台之时，就安置下一批部队驻守看守战利品，和高昌一样，久而久之，成了汉朝在西域的常驻基地。
太初四年（前101年）春，李广利大军在历经四个寒暑之后，终于带着大宛王的人头和宝马，满载着战利品凯旋抵达玉门关。武帝感念其艰苦卓绝，早早派出一位青年将领率500精骑赶到盐水（罗布泊）前往迎接。这位将领就是以“谦让下士、甚得名誉”的李陵。两年后，他与李广利的一段纠葛引发的著名公案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其中包括司马迁。
当然，眼下的李陵无法预知未来，当时的他意气风发，和所有青年人一样，对前途充满着憧憬与期待。去年他也曾受命送李广利大军出关，当时的场面何等浩浩荡荡！可是，当返回的汉军进入眼帘时，可能他和所有部下都被深深震撼了。队伍稀稀拉拉，破破烂烂，士兵们形销骨立、干瘪的像幽灵一般，全军只剩下一万多残兵和一千余匹瘦马，哪有一点凯旋之师的影子？只有李广利和他的少数亲信依然保养得油光满面，样子得意洋洋。
也许这次所见所闻给了李陵不一般的触动，为后来那段著名的公案埋下了伏笔。
据史载，李广利二次出征“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且路上天气还算好，虽历冬天却“山雪不积”。却依然付出如此惨重的生命代价，司马迁认为这主要归咎于“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
今天看来，李广利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部队运力不足，他们却仍携带着大量财宝与战利品，仅献给汉武帝的就数不清，“珍怪异物毕陈于阙”。李广利和他的军官团们无疑发了横财，不然后人不会指责他征宛“私恶甚多”。其次，途中还要重点照料几十匹汗血宝马和为数众多的各国王族子弟，光是保障他们的供应就要挤占相当人力物力，在运力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就不顾底层士兵的死活了。
但李广利也有他的不易。
以后来的征和三年（前90年）汉军征服车师为例，车师距汉朝“不甚远”，仅三千多里，比大宛不知近了多少倍。且汉军在车师所获“食至多”，不存在吃饭问题。即使如此，汉武帝仍从酒泉组织了大量驼队、驮畜“负食，出玉门迎军”，就是这样的周到供应，汉军仍在归途中“道死数千人”。
而远征大宛来回四趟，总里程超过2万公里（亚历山大的欧亚远征，总里程也不过34000公里），只算第二次远征，距离也不下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而道路艰苦更出其上。红军出发时据说8万人，抵达陕北只剩7千。而李广利以6万人出发，剩1万多人回到家，也算不易了。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他也颇费心血，从回师路线的曲折选择就可看出。所以，仅一句“不爱士卒”就把罪责全推到李广利头上，未免有失公平。何况这几万的“物故”汉军无疑有相当多的人其实活着，只是离散、逃亡、故意滞留西域不归罢了。站在人道立场上讲，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只要他们还活着，就是胜利，就能让我们后人感到稍许的宽慰。他们没有理由去无谓的饿死、病死，只要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就是我们的民族在另一种意义上的胜利。
十七
无论如何，对五万未归者而言，这一万多凯旋的战士们是真正的胜利者、幸运儿。武帝在长安盛情款待了这些万里归来的勇士们。
李广利是当然的首功，荣封海西侯，食邑八千户。骑士赵弟斩了郁成王，不过是打了死老虎，但为国家出了口恶气，受封新畴侯，从此平步轻云，进入政界做了太常，成为身家百万的高富帅。赵始成身为军正，“力战，功最多”，封光禄大夫，听上去光鲜，但不过是国策顾问一类虚职，秩比二千石，比起他原有的官位来，实惠不大。李哆在军中“为谋计”，授上党太守。比起王恢不过随征楼兰、姑师就被封侯来看，这俩人的封赏确实有些看不懂，而且从此再未在史书上露脸。也许跟没能彻底拿下贵山城有关。
最看不懂的是上官桀的封赏，他老兄可是灭了郁成的真功臣，又虎口抢人，长了大汉威风。做事还追求完美，一心留下活口给皇上惩治。结果押送的骑士怕担责任斩了郁成王，本属违命，事后反倒封侯，他上官桀却没份，早知如此还不如自已杀了！现在功封少府，少府位例九卿，掌管皇室小金库，倒也风光。但事后又“以年老，免”了官。这就不是功大赏薄的问题了，这是有意压制了。看来武帝已经认定李广利通过考试，决心重用，而上官桀表现得过于锋芒毕露，和李广利又不对付，还是继续留在身边当卫队长罢。这里还是劝上官桀老兄不要太心急了，皇上是不会亏待他这老熟人的，红火还在后头呢。
对于基层将士，武帝不吝官爵，出手很是慷慨。一万多幸存将士光是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级的高官就封了一百多人，千石以下的小官竟封了一千多人，这可是大实惠。汉制，600石以上的官员，全家可免去一切税赋与徭役，哪怕只是小吏，本人也可终身免役。那个时代，差科徭役是最令农民谈之色变的事，往往家破人亡。因此，封官赐爵对贫民而言，发不发财还在其次，关键是一家人端上了铁饭碗，性命无忧矣。值得一提的是，武帝尤其重奖“奋行者”，奋行，指的是自告奋勇参加远征的志愿人员。武帝使之“官过其望”，以鼓励更多青年志愿参加对外战争，一刀一枪搏个功名。而囚犯出身的士兵，则不过“以適过行者皆绌其劳”，全部免罪，但抵消了许多应有的官赏。
汉武帝封官大方，发奖金却很小气，平日他一次赏给一个方士就是十万金。此番犒军竟只拿出4万金，莫非连武帝也嫌他们抢饱了？汉制，一金相当于一万钱。好在奖金平均发放，不论身份贵贱、战功高低，人人4万钱。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劳动者七八年的打工收入，可以买一百亩好田，或者400石谷子。
轰轰烈烈的大宛之征终于在一片皆大欢喜的气氛中落幕，近十万将士埋骨荒漠换来了武帝私欲的满足，但对于国家而言，这场代价巨大的远征，究竟是否值得呢？
早在武帝刚刚逝世后，大宛之征就招来一片批评之声，盐铁会议上，汉儒们就指责道“夫万里而攻人之国，兵未战而物故过半，虽破宛得宝马，非计也”。西汉末学者刘向也认为“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真是得不偿失。后世论者，也是褒者少，贬者多，直到今天，仍不乏批评之声。
耐人寻味的是，征宛之后，汉朝的内外局势开始走下坡路，都遭到严重挫败，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与动荡之中：
征和二年（前91）巫盅乱起，长安爆发动乱，死者数万人，太子被杀，卫皇后自尽，诛连极广。
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以七万大军击匈奴，出征前，与丞相刘屈氂谋立昌邑王为太子。不久事发，李广利在前线败降匈奴。
征和四年（前89），武帝发布轮台悔过诏，表示停止对外战争和奢侈浪费。大约就在这一年，对国事倍感绝望的司马迁以李广利投降做为《史记》的绝笔，终篇之时，他怀着深深的忧虑和失望，愤然疾呼“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郁郁而终。
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也带着无尽遗憾和悔恨，留下幼子刘弗陵，撒手人寰。国政在霍光主持下，又重新走上了休养生息的老路。
也许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不免产生受挫感，认为武帝晚年事业是以失败告终的。
那么，这果真是一次轻率的，仅仅出于帝王个人意气的穷兵黩武，并未对反匈大局产生作用的无谓之征吗？
十八
诚如司马迁所感叹的那样，表面上，武晚年对匈奴的正面用兵以失败告终。然而，问题摆了出来：武帝之世后，西汉再未出现一位能力、见识堪与武帝相比的领导人，也再未对匈奴发起大规模的、获得巨大战果的正面进攻，何以匈奴却越来越衰弱，直至分裂、瓦解，最终承认失败，举国向汉朝称臣呢？
其实，匈奴失败的宿命，正是远征大宛的后果持续发酵所致。
首先，“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汉朝的威望坚实的树立起来，从此众国认识到，汉朝是个比匈奴更强大，也更能带来安全保障的新主人。“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泛西域地区成为汉朝反匈经略的第二引擎。
征和二年（前91）汉发西域共击车师，汉兵未发，各国先动，“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汉军到后，各国“又自发兵，凡数万人”，各国王亲自统军，“共围车师，降其王”。
地节三年（前67） 西域城郭各国受汉之命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
地节四年（公元前66）莎车杀汉使者奚充国。汉使冯奉世征召西域各国一万五千兵进击莎车，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
武帝之后，子孙们一上位，就拥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基础、有效的边防体系、有力的外部联合体，稳定的内外环境，这都是大宛之征留给汉民族的遗产，是现成的。从此汉朝只需用一小队兵力便能号令各国，有效调动、指挥西域世界的军队，以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和对匈包围战略。
这就是典型的威慑信用。
陈汤诛郅支、班超定西域，基本都是这套“以夷制夷”的方法，所谓“兵可不费中国”。没有大宛之征的带来的长期扩散效应，这样的做为是不可想像的。从此，西域在汉朝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时代，享受了长久的和平，从中国输入先进的文化、技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虽不时有一些小的曲折，但只限于楼兰、车师这两个距匈奴较近的小国，总体上，汉朝在葱岭以东地区的威望俨然不可撼动。
真正重要的是：西域的内属，迫使乌孙不得不投入汉的怀抱。
此次征宛，武帝“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但乌孙徘徊观望耍滑头。正是这次胜利，深深震动了乌孙，“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汉乌关系的走向从此发生显著变化，与匈奴渐行渐远，汉朝得以通过一系列恩威并施的手段，将乌孙人请到汉匈战场上，甚至发展到汉朝可对乌孙擅行赏罚的地步。
汉乌的亲近，使匈奴失去了战略棋盘上最后一个棋子，满盘皆输的匈奴人开始失去耐心。他们正感觉到，随着大宛之征的落幕，一个无形的，却牢固而不可挣脱的包围网已然结成，并在越收越紧。真正恐慌起来的匈奴人，越来越以粗暴的态度对乌孙施压，这其实是一种失控的挣扎，进一步将乌孙推到汉朝的战车上。大宛之征结束后仅二十多年，乌孙开始不及待的请求与汉共击匈奴。汉本始三年(前71)，汉乌对匈奴展开第一次联合进攻。以往，匈奴可以全神贯注的应对汉军的正面进攻，如今，却面临背后一刀，乌孙一举“斩匈奴名王以四万级、获牛羊七十万，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不计其数”。这是匈奴自元狩四年（前119）被卫青、霍去病横扫以来遭到的最大的损失。匈奴恼怒，“其冬，单于自将万骑攻乌孙，会大雨雪，还者不能十一。”“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
连败于乌孙引发进一步的连锁反应，“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失去威慑信用的匈奴陷入四面受敌的绝境，“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十三，畜产十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
大伤元气的匈奴从此“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汉朝只需要退居幕后，去主导这场精彩的群殴。兴之所至时，偶尔也出手调戏一把：“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当，兹欲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匈奴已失去了求亲的资格。它只能无奈的看着丧失还手之力的自己一步步走向瓦解与崩溃：
地节二年（前68）“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
“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战杀伤其众，遂南降汉。”
前63---61年，丁零比三岁入盗匈奴，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
强大一时的游牧民族，一旦被包围孤立起来，失去向外发展的空间，只能走向衰则弱，弱则乱，乱则分的历史宿命。一步跟着一步，无法逆转。
神爵三年（前59），匈奴内部争位，日逐王率其众数万骑归汉。
前60年，匈奴爆发全面内战，五单于争位，全国分裂成五部。
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在汉的支持下统一各部，并入朝称臣，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横行几个世纪的天之骄子，向汉族低下了它那桀傲不驯的头颅，跪拜在中原的脚下。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最后一个对抗汉朝的郅支单于，在流亡到康居境内之后，（其落脚点在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仍被汉兵追杀，指挥此次行动的西域都护骑副都尉陈汤，在事后给汉帝上的疏中，写下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千古豪言。
汉匈战争进行到此时，已经实际奠定了汉朝胜利，匈奴降服的命运。武帝若泉下有知，是否一笑？
汉儒和后世学者，往往只着眼于指责汉武帝穷兵黩武，耗费了多少民力。然而，他们却看不到，刘邦和文景之治并没有解决汉民族的安全保障，这一历史任务，需要武帝来解决。汉匈战争的实质，是农耕文明同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的被侵略与侵略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一矛盾面前，靠汉儒的舌辩，靠委屈求全、苟且偷生是换不来汉族长久的和平与发展的。汉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可能甘心于被局限在一个狭小圈子里，对西方交通为匈奴垄断，和平靠匈奴来主宰的。武帝之前，是汉民族屈辱求和，在强大的异族面前低眉顺眼，俯仰由人的命运，如果甘于这个命运，不敢接受命运的挑战，那么下一步就将是任人宰割。
这是我们祖先在世界面前站起来之时，所绕不过去的槛。汉武帝接受了这个挑战，尽管这个挑战是如此艰巨。因为武帝面临的，是一个统一的、蒸蒸日上趋于极盛的草原帝国。他不是分裂了的北匈奴，不是半壁江山的东突厥，不是逃到漠北丧魂落魄的北元，更不是还要遭受草原边患的契丹、金。但汉武帝付出了比后来朝代更轻的代价，奠定了最后的胜利。他交给昭宣的，是一个孤立衰败的对手和一个庞大、完整的周边安全体系，匈奴再也无力对汉民族的命运构成实质威胁了。然而，促成胜利的那个神秘转折点，已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埋没在远征大宛的迢迢征途之中，今人已无法去清晰的抚摸。唯一清楚的是，没有这个转折点，就没有昭宣之世汉朝的重新繁荣，没有国家强大保障下人民的安康富庶，这种安康富庶比文景之治的安康富庶更令人向往，因为它有尊严。尊严，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奢侈品，只有强者才配拥有。带给汉民族尊严的汉武帝虽已撒手而去，但他曾留下一首天马歌供我们后人暇思：“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跇万里。 今安匹兮龙为友”。好个“今安匹兮龙为友”！这是一个具有主动、进取的精神状态的强者民族才配有的心理资格。汗血天马，向世人宣示了它的高贵，更向我们见证了祖先的智慧与气魄。 |
|
